和有害。”结合实际，他觉得的确这样。实践中，“有些人认为刑讯逼供并不必然导致冤假错案，只要办案人员注意一下刑讯的方式，避免用刑过度和指供、诱供，就可以做到既破案、又不出问题；”

　　“究其根源，它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盛行不衰的功利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两千多年封建zhuanzhi传统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对社会主义集体原则的过分强调，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融会形成一种天朝特色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

　　许多时候，审讯中个别刑警认为为了实现国家、集体、社会利益，必要时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过程、不计代价。体现在个别刑警思想上，就是重打击犯罪，轻保护**；重实体结果，轻程序正义；重快速破案，轻依法办案。主张重实际、重实效、重结果。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得到有效遏制，公-安-部一再强调坚决制止和根除这种不文明执法现象。

　　刘海洋始终不渝要求部下正确执行法律，严格依法办案，从案件实际情况出发，讯问和查证相结合，坚持群众观点，相信依靠群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同时，为防止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审理时以“诱供”、“刑讯逼供”等借口进行狡辩、抵赖。他还专门打报告给市财政上了一批设备，确保讯问活动的音像资料成为一般证据的有力旁证，可以有效证明证据的真实性。

　　这些讯问音像资料真实地记录了讯问双方活动的完整过程，既有讯问方的问，也有被讯问方的答，录音资料可以听到双方的声音，录像资料则是声音、活动两方面都完整记录，此举对部下的讯问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如果谁胆敢实施刑讯逼供，他这关就过不去，不但自己违法“铁证如山”，而且其收集的证据必然无效。

　　这些举措极大程度地保护了被讯问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对犯罪嫌疑人心理也产生无形压力和积极影响：你要为自己的一切负责。

　　也许他并不是深刻认识到保障“**”原则而厌恶并一贯反对这种行为，而是从经验教训出发，从身边多年来的实例出发认识到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必须在合法的前提下采用取合法的、文明的方式和手段来进行，因此他当支队长绝不允许以刑讯逼供、侵犯**的方式来提高破案率。

　　不然的话，无异于饮鸩止渴。

　　过去个别人受到检察机关的追查，甚至丢了饭碗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因为一旦这种公权力日渐膨胀，侵犯的就绝不仅仅是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了。在一个权力专横、执法野蛮的社会，所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在其驱使下都将无从保障。何况近年来受到追究的部下什么时候让他想起什么时候都心如刀割，无言疼痛。

　　从这个角度反刑讯，许多年来，刘海洋一次又一次成功地避免了自己和大多数部下掉进功利主义“权衡利弊”的泥淖，不论它是否能为侦查破案发挥多大用处。

　　他想找张铁山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支队长手下干活，几乎所有人都有其影子，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刑警都跟他一模一样。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比如眼下的程贵阳和金善女，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

　　可能正是张铁山认为程贵阳没有回答或者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那么就意味着其必须承担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两天来这个从不支持“上措施”的人也急了，多次上楼找他抱怨。意思再明示不过，上手段。

　　刘海洋理解他，但决不会同意。

　　作为刑警支队长，他可能对国家所有的法律法规并不全部掌握，有几个人能够全掌握呢？但几十年来从普通刑警干到今天这样一个位置，让他从现实中懂得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道理：“如实回答”的合法性姑且不论，作为一个合格的刑警指挥员至少不能触碰“任何人有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这一基本底线。

　　否则，必定随之而来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故事。

　　晚饭后，支队长找他谈了话，希望他冷静，不然的话令人难过。

　　“难过？为谁难过？”张铁山不理解刘海洋什么意思。

　　“为我自己难过。因为你的请求让我突然想起那个赵小鬼儿，当时南关分局打他，我只看一眼心里就想到自己也是个刑警，还是支队长，他们就这么干？为了要口供？谁的错？为被讯问人难过，不管赵小鬼儿的举报信是否构成‘诽谤’罗局长和他父亲，审讯都没有权力打人家——”

　　“现在来说不管程贵阳交待还是不交待，如果我同意逼供，那我们就是犯罪，轻说也是执法违法，他就会立刻陷入可怜无助的地位上去，没有公正和公信可言；这样的口供你希望要吗？为我们的同志、同行难过，审讯是学问也是功夫，即使被讯问人凶残猖獗、品质恶劣、性格刁钻顽固甚至有无赖的品性，我们也不该采用这种讯问方式，更不该失去理智。”

　　“说实在的，我更为刘国权局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