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感谢。这回曾思涛是学乖了，离她们两个远远的，要是再来一次拥抱，这样的事情总是不好。

　　离开东京，平山理惠和西川玉子微笑着对曾思涛说，或许要不了多久大家又会见面的，曾思涛真是有点哭笑不得。

　　回到京城，曾思涛还是找机会和关铁山做了检讨，不过关铁山倒是没有丝毫责怪的地方，反而是拍着他的肩膀说他不卑不，展示了干部的良好形象，曾思涛一颗心才落了地。

　　到京城已经是晚上很晚了，曾思涛也不好打扰王远休息，他要写考察总结，明天组织部还要开个座谈会，交流一下考察的心得。

　　曾思涛也是第二天一早给王远打了个电话，报告一下，他到京城了。本想下午去他家，不过座谈会结束后，他就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要他赶紧回去，周五顾说有事还要在京城逗留。曾思涛只好一个人回去，在机场的时候，曾思涛给王远打了电话，把情况说了一下，听说王梓霞已经回到京城的时候，曾思涛松了一口气。

　　回到四河，憋了好久的曾思涛自然是和刘芸和吴依霞**一番，第二天上班就直接到了郑一泓的办公室。单位上的事情就很微妙了，曾思涛所在地接待处已经不出他所料的升格为副厅级的接待室，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兼任接待室主任。

　　省委办公厅的郑一泓找曾思涛谈话，告诉曾思涛接待室的变化情况，接待室由省政府办公厅主要负责，曾思涛作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只是曾思涛发现郑一泓话的意思，他这个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基本上就管不了事，他现在地主要任务就是主持四河宾馆的改制地前期研究，接待工作由原来的政府那边的接待处副处长、现在的接待室的副主任之一地刘明宇负责。接待室的办公地点也由四河宾馆移到金江宾馆了。

　　曾思涛听出了郑一泓地意思，办公并不想对四河宾馆进行改制，但是在改革开放叫得震天响的时候，不搞出一点动作，省委这边难免不会被人诟病。

　　“办公厅的意见是四河宾馆的改制要慎重，要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你是学经济的，科班出身，正式专业对口……在改制方案没出来之前，你不但要研究改制方案，还要指导宾馆对内部进行改革，提升宾馆地效益……”

　　曾思涛从他的话里听出了很多话外地信息：看来这一回，省委这边是作出了让步，条件就是四河宾馆不进行改制，曾思涛和刘参军之前提供给省委办公厅的几套方案看样子都被否决了。

　　在对四河宾馆改制地方案中，提出了承包、合资经营、整

　　等几套方案，四河宾馆直属省委，是全资酒店，酒国家职工，省委与酒店地关系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关系而非经济契约关系。酒店经营者的升降、进退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一方面，酒店经营的好，国有资产增值了，那也是肉烂在锅里，酒店经营者个人也无法得到与其付出和创造相称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对酒店经营者来说，决策失误，经营不善，甚至把酒店搞砸了，也照样可以易地做官。由于酒店与国家和政府之间是一种非经济关系，国有资产产权处于非人格化和产权代表虚位的状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常常成为一句空话。曾思涛的设想是四河宾馆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实行内部员工持股之后，国家与酒店之间形成资产纽带关系，即政府委托资产经营公司以出资者的身份与酒店形成经济契约关系，对酒店的债务只负有限的责任，而不再象过去那样对酒店的一切都大包大揽。

　　这个方案实际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不但能决经营模式的问题，这些宾馆的人员也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只是曾思涛也知道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改革模式，在四河宾馆估计要实施的可能性极小，不是卖不出去，而是领导不卖。但他们发现只要占有资源，就有事干，就有相关的福利可以享受。

　　资生堂清楚本来店业是国内最早引入合资概念的行业之一，说起来是率先进行改革的，但是现在改革反而严重滞后，从食堂、招待所一路发展起来的国有酒店，动机是多元的，有的是出于炫耀性目的，有的行业建酒店，只为了证明“我有钱”；有的是为了标志性目的，如各个省市区都在京城有大厦，甚至下面地级政府也有；还有一些是福利性的投资，为了解决员工家属的就业，及安排一些关系户，甚至养老等。这些情况下建酒店初衷就不是为了靠这个赚钱，是花钱的。

　　这里面也有一些功能性目的。在中国的预算体制下，没有领导人休假的花费，各级政府为了满足公务需要，要保证领导们享受一定的待遇，又不能直接做预算，有一家宾馆就方便得多。这时酒店亏损再厉害，都会办下去。某种意义上，国有酒店成为**的温床。

　　但是曾思涛知四河宾馆这样的单位的改制，不是单纯的经营问题，要和整个政治经济挂起钩来。

　　还有一个就是四河宾馆管如何，总还是盈利的，这也成了要改制的一个不利因素，一说：“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就这样被卖掉。”社会普遍认为只有资产不良的企业才应该改制。这就给像四河宾馆这样较好的国有酒店改制埋下了意识障碍。这也正是曾思涛最大的烦恼：改制方案做得再好，都会被领导枪毙，要改制就必须进行国有资产评估，价格评估高没人买，评估低了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省政府那边能搞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