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人们开始涌动起来，涌动的人潮顿时成了愤怒的海洋。原县委书记就被跌跌撞撞地推来推去，时不时还被人暗中动了手脚。曾经不可一世，自以为能够呼风唤雨的他，感到了无助、无奈与心悸。县公安局闻讯派出警车呼啸而至，虽受到围攻却十分清醒的他，见公安人员奔过来，忙大声哀求道：“你们千万不能抓群众，不能伤群众啊这或许是他担任县委书记这么多年一直不明白，直到卸任时才悟出的一条道理。如果在我们吴嘉发生那样的事情，不说对人民的感情问题，当年那样的后果，连省委周书记都进京检讨，再出现类似的事情，谁负付得起这个责？我这个副市长负不起这个责，玉文市长负不起这个责，立人书记负不起这个责，恐怕连省长省委书记都不敢负这个责……”

　　曾思涛讲完，全场鸦雀无声。

　　“如果觉得我这说法危言耸听，姑妄听之。我在讲讲支出，除了政府日常性的常例支出外，招待费、办公费、还有一些单位继续修建宾馆楼台，等等，这些支出，占了财政支出的相当大的一个比重，这里面又很多项目是不是现在必须建，能不能缓缓？还有招待费办公费能不能省省？汽车能不能不买

　　京城回来，一直在了解和整理这方面的问题，本想以式汇报，还没来得及，所以今天就讲一讲，发现了问题有责任向领导汇报，当然光讲问题也解决不了问题，我提点解决财政困难的建议，以供市委常委们参考决策。财政政策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的轨道，维护社会的稳定，稳定才能发展，稳定是前提，我们吴嘉要想翻身，就要破而后立，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了解到我们市的财政的真实状况，或者是了解了抱着侥幸的心理，想尽快解决问题，渡过目前的困难阶段，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该砍掉的项目要砍掉，该节省的开支要节省，一句话，要大规模的瘦身，要大规模的节流；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是有限的财政资金要用于重点项目。税收要进行调整，调整到一个合理范围，总要有水才能养活鱼，二是促进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地生产，要鼓励协助他们扩大产品的销路，增大企业的产值。给国家上缴更多的利税，三是要广开税源，我调查了一下，城区的这些小商户，税额定得太高，普遍难以承受，还有国家规定的下岗职工自谋职业要在税收，工商等方面予以优惠，这样现在不收税活少收税费，要不了多久还是要收的，解决好既增加了新的税收，又能促进社会地稳定，我们税务也好，财政也好，要放水养鱼，不是枯泽而渔，水多鱼才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向省里伸手，让省里扶持一下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业区中央和省里配套下拨的资金，不要挪用，真正要翻身，还是要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吴嘉药品发展工业区将来会师龙头，所以还是要靠工业区发展起来。林书记让我讲，我就讲点老实话，也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出出主意，更好地解决目前的困难。”

　　曾思涛讲了好大一通，这才喝口水，会场上还是一片静默，“王怀青事件”才过去两三年，虽然没有见诸公开的报道，但是在座的都是政府官员，肯定都曾经耳闻。曾思涛为此还专门到档案室调阅了一些文件资料，发现从一九九四年，中央政府在全国全面推行了国税和地税分税制的改革，由于中央财经地集中，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就出现了空前地困难。农村中的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以及民兵训练在内的各项开支都抛给了乡镇一级政府。基层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补、多收多支。”这就迫使、同时诱使各地县乡政府，不得不依靠占有农业剩余、剥削农民来维持运转。

　　农民负担便像滚雪球似的，愈加沉重。据国家农业部统计，一九九五年农业两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九点九，向农民征收的“三提五统”费用，也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而承担地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各种社会负担，就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二点二二。这一年全国三分之一省、市、自治区的农民负担，都超过了国家规定地百分之五的“大限”。而吴嘉由于又遭受空前地财政危机，曾思涛虽然没有统计，但是很清楚，吴嘉的农民负担只会高不会低，曾思涛可不想因为财政要增收就拿老百姓负担，除了问题，他就是再又后台，他地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干脆把事情讲透，再要继续执行，他也不会承担多大责任。

　　曾思涛前世知道金融危机什么冰岛一个国家都破产了，而美国加州明星施瓦辛格领导的加利福利亚州已经是快要破产了，美国白宫都没有打算伸手，曾思涛想了下，要是在国内，恐怕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其实这吴嘉估计和老施的加州处境差不多。只是老施是向白宫要钱，白宫不给，而吴嘉是大家不敢去找省里要。

　　市里能采取的措施几乎都采取了，加大对娱乐场所的整治，加大交通的执法力度，比如酒后驾车、无证驾驶这样危害极大的行为要严厉惩处、个税的征收要加大力度等等都搞过了，这些都是杯水车薪。不靠自己想办法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宋玉文先开了口，这“王怀青事件”他是清楚的，也知道中央对于农民负担问题是一直高度重视，不过吴嘉财政困难他也就睁一只眼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