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犬八公》电影院的放映厅传出了一阵鬼哭狼嚎一般的哭喊声。

　　正忙着抽小狗卡片的奥斯蒙德的手指一颤, 被这阵怪响吓得将刚买的七八包纸巾摔到了地上。

　　一旁买了一打纸巾美其名曰帮女儿集卡的罗杰·科尔曼也听到了这骇人的声响，他满脸写着指责，不满地看向奥斯蒙德：“看看, 都是你干的缺德事。”

　　他为什么这么担心票房？还不是因为担心观众的心理健康？

　　看完这部《忠犬八公》，真的有人会向同伴、朋友推荐这部电影吗？真的会有人敢第二次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吗？

　　奥斯蒙德有些心虚地将掉在了地上的小狗卡片捡了起来塞回了自己的口袋里。

　　“也许可以现在端着收音架进去，采集一段录音，说不定以后拍电影的时候能用上这种真情实感的嚎哭的音频。”

　　但他脑子一转，不知悔改, 反而提出了新的点子。

　　罗杰用一包纸巾敲了敲他的脑袋，恨他听不懂人话，没点同理心。

　　“不过说真的, 你家孩子看完《忠犬八公》以后怎么说？有再谈到这部电影吗？”

　　罗杰回忆了一遍妻子的说法：“虽然当场哭得很惨, 不过小孩子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唯一的影响就是闹着想养狗，我们给她买了玩具以后就没什么事了, 不过...”

　　他的眼睛突然一亮, 尽管当初哭得稀里哗啦, 但是女儿并不讨厌这部电影。相反，她还会频频向同学提起、炫耀她提前看过《忠犬八公》。

　　想来也是，孩子们本就喜欢毛绒绒的小狗, 这部电影完全突出了毛绒绒的优点, 又没有穷凶极恶的大坏蛋, 他们并不会因为悲剧的结局讨厌这部电影, 只会觉得小狗很可怜, 反而会因此更加喜欢小八，也会对现实中的小动物多有看顾。

　　“玩具啊...”

　　奥斯蒙德叹了口气：“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联名玩具。但是纸巾毕竟更便宜, 以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普通家长很难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以后再买一份联名玩具。但是纸巾很便宜, 一包才几美分，很少有家长会选择拒绝。而且卡片很小，方便让孩子拿去学校和同学炫耀，进一步促进纸巾的销售。收集卡片游戏的受众也比毛绒玩具更多一些，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喜欢这种不同模样的小狗卡片。”

　　甚至连大人也难逃抽卡上头。

　　“你觉得呢，有必要现在联系玩具厂商授权吗？”

　　罗杰本以为他联名纸巾是一拍脑袋做出来的决定，没想过奥斯蒙德还如此细致地考虑过受众和售价问题，这样一想，奥斯蒙德的观点也很有道理。

　　“等首周票房公布吧。如果电影的传播度如果足够广泛，玩具厂商会主动联系你的。”

　　罗杰·科尔曼不禁后悔，在签署合约时，他竟然没有选择将《忠犬八公》和《Plan B》的版权全部买下，而是选择了与奥斯蒙德进行票房分利的合作方式。

　　毫无疑问，他错误的选择让他再次错失了一笔丰厚的收入。

　　他看着自己买的一打纸巾，忍不住感慨叹气。

　　克利尔沃特纸业的广告已经趁着《忠犬八公》上映前的宣发在电视上播出。

　　虽然只是洛杉矶当地电视频道，影响算不上太大，但也足以让前来观影的观众得知集卡方式和玩法——成功收集了一套卡片的孩子可以联系纸业公司，兑换小八的海报和一张印有狗爪的小八照片。

　　显然，集卡游戏很有魅力。

　　就连他这个年龄的男人，都会在围观奥斯蒙德抽了几包以后忍不住心痒，掏出钱包买了一打纸巾。

　　现在他还无法准确预测《忠犬八公》的票房表现，但他认为这部电影的周边商品销售收益或许会超过票房收入。

　　可惜罗杰的运气奇差，他买的12包纸巾里有10个都是重复的卡片。

　　他咬了咬牙，愤愤地将纸巾交给了助理。

　　必须向造纸厂反应问题！

　　*

　　川岛春是一位移民至纽约居住的日本女性影评家。

　　她的工作是为《影评人杂志》撰写海外电影的影评。

　　她不仅为日本电影写过电影注释和评论文章，还为中国港澳地区、苏联、澳洲、非洲等地的电影撰写影评。

　　川岛春是美国电影学会的会员，每年都会为最佳外语片投票，她的专栏、影评频道在《影评人杂志》上拥有不小的人气。

　　听说“忠犬八公”的故事被奥斯蒙德·格里菲斯这位初出茅庐的恐怖片导演本土化拍摄，她对这部电影产生了些许兴趣，也购买了一张首映电影票。

　　在她看来，美国人难以体会东方的含蓄以及各种意象，《忠犬八公》的故事确实与原本的故事有所出入。

　　但川岛春认为，这部电影已经比她想象中的好太多了。

　　日本的男性在家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原版故事中的教授亦是如此。

　　因此八公只对男主人效忠，永远在车站门前等待他。

　　日本的媒体也认可这样的故事走向，在他们看来，女人和孩子都是家庭的附属。而八公象征的是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教授自然会对八公疼爱有加，忽略妻女非常正常。

　　教授去世后，八公后续两度被托付给了教授的朋友驯养，而不是被教授的妻女带走。

　　但这样的文化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荒谬至极。

　　奥斯蒙德·格里菲斯的改编作品深得她心的主要原因是他摒弃了日式旧习俗的糟粕和所谓的武士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