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才能发挥出来，伟大的时代同时又造就伟大的作品，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文革”手抄本出版伊始，正像21世纪曙光初露一样，但愿能给跋涉过那样一种文化沙漠的人们，带来一种难以割舍的怀旧情绪；使人们在历史的废墟之中奋起；也给当代青年一些知识，把这些有价值的作品奉献于光天化日之下，诚然是一件善事，因为只要你诚心实意地拥抱太阳，太阳就会给你光和热！

　　历史是一首写在人类记忆上的回旋诗歌。

　　历史是一艘航船，装载着现代人神奇和美好的回忆，驶向遥远的未来。

　　积极健康向上的口头文学的手抄本也应载入中国文学史，著名作家张宝瑞和他的手抄本经典著作也不能例外。（完）

　　序二 神来泼墨任翱翔——张宝瑞文革手抄本小说序言

　　柳刚

　　我和张宝瑞先生相识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神交已有40年。当时，我母亲和他父亲在北京汽车制造厂财务科工作。家住得很近，由于兴趣相投，逐渐从近邻成为好友。他创作的《一只绣花鞋》、《落花梦》、《咏史七律诗102首》、《墨海淘沙》等著作，我都阅读过手稿。1974年，我把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邹容》送给亲戚唐平铸先生修改指教。（唐平铸早年留学日本，1936年回国投身革命，建国后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下面简单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一点感悟。

　　一、手抄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恩格斯曾经深刻阐明：一个历史时代离开我们越久远，我们对它的认识就越清晰。今天，八〇、九〇后的年轻人，尽情地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于“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黑暗年代没有亲身经历，他们只能从历史书中去了解这场浩劫。但是，对于我们这批年过花甲的幸存者，那一段悲惨痛苦的噩梦，已在心灵深处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我不得不重启那扇沉重的记忆闸门……

　　1、建国以来日益加剧的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了作家的创作自由。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和哲学家胡适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55年，把作家丁玲、陈企霞打成“反党小集团”。作家胡风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判刑入狱，殃及六千多人。1957年，虽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却实行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把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占当时五百五十万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酿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前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作家王蒙、刘绍棠、从维熙、张贤亮、高晓声等一大批民族精英被摧残，失去人身权利和创作自由，蒙受多年的冤屈。

　　1962年8月，长篇小说《刘志丹》被诬陷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作家、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被撤职，开除党籍，劳动改造多年。审稿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职，下放到洛阳工厂。殃及了6万多人，迫害至死6千多人。1978年中组部“平反决定”称之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做出错误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组织了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怒潮》等的大批判。1965年，派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大批判，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国人民自此进入长达十年的苦难深渊。

　　2.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作家队伍和文学遭受灭顶之灾。

　　1966年4月，林彪和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同年5月发布的《五·一六通知》号召：“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号召打倒刘少奇主席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把党、国家和人民推进了史无前例的大浩劫。阴谋家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大搞现代“造神”运动，竭力鼓吹“四个伟大”。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封建迷信的愚昧的狂潮泛滥成灾。公检法被砸烂，党纪国法被践踏。一大批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元帅等被迫害致死。许多卓越的文学家、艺术家吴晗、邓拓、傅雷、田家英、老舍、田汉、孙维世、上官云珠、罗广斌（小说《红岩》作者）等被惨无人道的从肉体上消灭！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斥为“封资修毒草”，遭受批判禁止阅读。全国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和小说《金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