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张宝瑞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看到一张大字报，说中国出现了梅花党。他觉得这是写反特小说很好的素材，1967年张宝瑞写了一些短篇故事，如《太平间的滴答声》、《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在同学之中流传。（她的中学同班同学邢曙明曾写过回忆录）从1969年3月1日起，宝瑞在北京铁合金厂做了十年炉前工。工作环境恶劣，滚滚烟尘，炉火熊熊，铁水沸腾，但对他思想的磨练、意志的培养和文学创作基础的奠定，却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解除工友们上班时的劳累与枯燥，从1970年起他在三车间301号炉当生产班长。为了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他就给工友们现编现侃讲故事，他当时讲的最多的就是关于梅花党的系列故事。这是描写建国前后我党优秀的侦察员与国民党敌特惊险曲折斗争的故事。故事引人入胜，富有感染力，有的用文字记录下来，创造了“文革”时期独特的手抄本文学。

　　1970年春，宝瑞只有18岁，他又在自己创作的文学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四万多字的小说《一只绣花鞋》，然后就拿给亲友们传看。通过他的哥哥张宝林先生传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的地方，西北当兵的表哥姜立忠先生传到部队，邢曙明等一些同学传到东北、山西、陕西、云南等地。在陕北高原窑洞的油灯下，在山西忻县村落的老槐树下，在云南橡树园高大的橡树下，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前……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一盏盏烛火摇曳的油灯，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如饥似渴地传阅着那个黑暗年代如闪光的萤火虫般的民间文学。我也在工厂偷偷地传阅过《一只绣花鞋》等手抄本。2012年4月1日，在北京纪晓岚故居举办的张宝瑞书画展开幕式上，中宣部出版局负责人张凡回忆当年曾经用一辆自行车，换取一本《一只绣花鞋》，可见当时“洛阳纸贵”到了后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1974年夏天，宝瑞在三年里给工友们讲故事时又增加了不少内容，于是就把四万字的小说扩充到十二万五千字。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与世长辞。1月11日宝瑞把他创作的长诗《恩来之歌》到我家朗诵，并把一份手稿赠与了我。我于同年3月，出于对祖国前途的忧虑，缅怀敬爱的周总理，撰写了杂文《三言两语·猫与鼠》，署名“傻青”，谐音即杀江青的寓意，借古喻今揭露和抨击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丑恶面目和倒行逆施。我深知将面临牢狱之灾，在被逮捕的前夕，机智巧妙地将《恩来之歌》的手稿和我的诗词、杂文原稿放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交给同室的挚友马思泽先生（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之孙）妥为保存。直至1978年12月我获得平反之后交还给我。马思泽先生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继承了马老正直、善良和刚直不阿的优秀品格。1957年，马老发表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但却冒犯了最高权威。在气势汹汹的大批判面前，他义正词严地”充分表现了一个科学家为真理献身的大无畏精神。马老一身正气，铮铮铁骨，堪为晚辈的楷模。今天，我们更要学习和发扬马寅初精神。2007年2月19日，经过漫长的31年之后，《恩来之歌》手稿终于“完璧归赵”。

　　伟大的1976年四·五爱国民主运动被残酷地镇压后，我和被捕的四·五斗士们被拉到北京一些大学和体育场馆“批斗”。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批斗时，宝瑞的母亲也在场，残酷批斗的场面使她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火急火燎的回家把宝瑞在他的卧室张贴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全部烧毁。宝瑞也把一些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手抄本手稿投进工厂的冶炼炉里，化为灰烬。但是，小说《一只绣花鞋》、《落花梦》、《憧憬》，电影文学剧本《国恋》、《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诗集《咏史七律诗102首》、长篇阶梯诗《恩来之歌》等手稿，宝瑞冒着极大的风险珍藏到“文革”结束以至现在。

　　1979年3月宝瑞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学习。1983年担任新华社记者后，多年来一直渴望自己在“文革”时期创作的《一只绣花鞋》、《落花梦》等手抄本小说能够正式出版。但是，文艺思想的解放的历程是艰难曲折的，所谓的“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阴影不散。他先后走了20余家出版社，始终没有一家出版社有胆识将这些手抄本转换成为“光明正大”的出版物。一直到2000年10月，大众文艺出版社慧眼识珠，宝瑞又增加了一些故事时代背景，将小说扩充到20.5万字，由著名诗人汪国真先生作序，正式出版发行。小说刚一上市，就在图书市场热销，连续三个月居全国文学图书销售榜首。在黄金书屋评选的一百多种最有人气的图书中，《一只绣花鞋》位居榜首。之后，宝瑞弟迎来了蜂拥而至的采访热潮。《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北京电视台等几百家报刊、电视台、电台都进行了采访和报道。2001年，小说被改成15集广播剧，由厦门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文艺创作委员会联合录制，被评为2002年中国广播剧奖。2003年由中视影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