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盘，”她愤怒地说，“你们都是多余的人。个个都是。”

“是的。”古扎克先生说着再次打开了水龙头。

她用手里的餐巾擦擦嘴走开了，像是完成了任务。

肖特利先生的身影从门边缩了回去，他靠在谷仓旁边，从口袋里掏出半截香烟点上。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听从上帝安排，但是他清楚一件事：他不会闭上嘴干等着。

从那天早晨起，他开始对遇见的每个人抱怨和申诉自己的遭遇，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他在杂货店里抱怨，在县政府抱怨，在街角抱怨，直接对麦克英特尔太太抱怨，因为他从不偷偷摸摸。如果波兰人能听明白，肖特利先生也会对他说。“人人生来自由平等。”他对麦克英特尔太太说，“我出生入死证明了这个。在那里打仗、流血、赴死，回来以后发现是谁抢了我的工作——正是我的敌人。有一颗手榴弹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看见是谁扔的——一个戴着和他一样眼镜的小个子。他们可能是在同一家商店里买的。世界真小。”他微微苦笑一下。既然没有肖特利太太来替他说话了，便干脆自己说，他发现自己挺有天赋的。他有办法让其他人觉得他有道理。他对黑人说了很多。

“你为什么不回非洲。”一天早晨他们清理青贮窖的时候他问萨尔克，“那是你的国家，不是吗？”

“我不去那儿，”男孩说，“他们会生吞了我。”

“唔，如果你守规矩，就没有理由不能待在这儿，”肖特利先生和蔼地说，“因为你不是从哪里逃出来的。你祖父是被买下来的。他自己完全不想来。我讨厌那些从自己国家逃出来的人。”

“我向来觉得旅行没有必要。”黑人说。

“哦，”肖特利先生说，“如果我再次旅行，我就去中国或者非洲。去其中随便哪一个地方，你都能立刻说出你和他们的区别。你去其他地方，唯一的区别就是语言。而且不一定能发现，因为有一半人都说英文。我们就是在这里犯了错误。”他说，“——让所有的人都学说英文。如果每个人都只会说自己的语言，那就少了很多麻烦。我老婆说通晓两门语言就好像是在后脑勺长了只眼睛。你什么都瞒不过她。”

“当然瞒不过她。”男孩低声说，接着补充，“她很好。她是个好人。我从没见过比她更好的白种女人。”

肖特利先生转过身去，沉默地干了会儿活。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用铲柄拍了拍黑人男孩的肩膀。他凝视了他一会儿，湿润的眼睛里仿佛有千言万语。然后他轻声说：“主说，申冤在我。”

麦克英特尔太太发现城里每个人都听肖特利先生说了她的事情，每个人都批评她的所作所为。她开始意识到她有道义要解雇波兰人，她在逃避，因为做起来太难。她再也忍受不了日积月累的愧疚感，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早晨，她吃完早饭就要去解雇他。她听到他正在发动拖拉机，便向机器棚屋走去。

地面上结了厚厚的霜，田野看起来像是绵羊后背上蓬乱的羊毛；太阳几乎是银色的，树木像干干的鬃毛一样直插向天际线。棚屋周围漾起一小圈噪声，乡野仿佛向四周退去。古扎克先生蹲在小拖拉机旁边的地上，正往里装一个零件。麦克英特尔太太希望他在剩下的三十天里还能为她把土地翻一翻。黑人男孩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工具，肖特利先生正在棚屋下面，打算爬上大拖拉机，把它倒出去。她打算等到他和黑人走开后再履行自己不愉快的义务。

她看着古扎克先生，上升的寒气麻痹了她的脚和腿，她不得不在坚实的地板上直跺脚。她穿着一件厚实的黑色大衣，系着红色头巾，上面压着一顶黑帽子替她遮挡阳光。黑色的帽檐儿下，她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嘴唇无声地动了一两次。古扎克先生盖过拖拉机的噪声嚷嚷着，让黑人递给他一把螺丝起子，他拿到以后就背贴在冰冷的地上，钻进机器底下。她看不到他的脸，只看见他的脚、腿以及身体从拖拉机的一边贸然伸出来。他脚上穿着一双溅满泥浆的破胶鞋。他抬起一只膝盖，又放下，稍稍转了点身。在所有憎恨他的事情里，她最憎恨的一点是，他没有自己主动离开。

肖特利先生爬上大拖拉机，从棚屋下面往外倒。他像是被它温暖了，它的热气和力量一波波地传送给他，他立刻驯服了。他朝小拖拉机的方向驶去，却停在小坡上刹了车，跳下拖拉机，转身往棚屋走去。麦克英特尔太太目不转睛地看着古扎克先生平伸在地上的腿。她听到大拖拉机的刹车滑脱了，抬头看见它自说自话地向前驶来。后来她记得她看到黑人无声地跳开，像被地上生出来的弹簧弹了一下，她看到肖特利先生以不可思议的慢动作转身，沉默地回头看，她记得自己朝难民喊，但是没有喊出声。她感觉到她的眼神、肖特利先生的眼神，还有黑人的眼神汇聚在一起，把他们永远定格成了同谋，她听见拖拉机碾过波兰人的脊椎骨时，他轻轻叫了一声。两个男人飞奔过去帮忙，她昏倒在地。

她记得她醒来以后跑去了什么地方，可能是跑进房子又跑出来，但是想不起来是为什么，也想不起来跑过去的时候有没有再次昏倒。等她最后跑回拖拉机旁边时，救护车已经到了。古扎克先生的身体上伏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旁边站着一个黑衣人，低声说着她听不懂的话。起初她还以为那是医生，后来她恼怒地意识到那是坐救护车一起来的神父，他正往被轧死的男人嘴里放东西。过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