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善意，想要把关于一场即将发生的军事政变的证据，提供给一位大名鼎鼎的记者。这就是为什么。”

“你知道太多我的事情，不可能只是普通市民。”卡利普说。

“六年前我在凯尔斯火车站遇见一个家伙，”名叫穆罕默德的说，“一个普通的市民。他是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而且就像八百年前的诗人阿塔尔那样，年复一年待在一家弥漫着药草和香水气味的普通小店里。他要到埃祖隆去处理生意。整段旅程中我们都在谈论你。对于你的家族姓氏——撒力克——的意义，他有一番见解：‘意思是苏菲之道上的旅人。’他很清楚你以真名发表的第一篇专栏为何要用‘听’这个字来破题，原因是它翻译成波斯文是‘bishnov’，鲁米的《玛斯那维》正是以这个字开头。1956年7月，你写了一篇文章，把人生比拟为连载小说，而整整一年后，你又在另一篇文章里把连载小说比拟为人生，这段时间，他对你的隐秘对称和功利主义深感兴趣，因为他从文字风格中分析出你以化名接下了摔跤手系列文章，这系列的原作者由于和报社之间有嫌隙而丢下不管。同时期的另一篇作品中，你要求男性读者不应该对街上的美丽女子皱眉，相反，应该要学欧洲人那样摆出爱慕的微笑。他知道你带着爱慕、景仰和温柔所描绘的美丽女子就是你的继母，你拿她来代表一个对男人的皱眉愤愤不平的女人。另一篇文章里，你暗讽一个住在伊斯坦布尔灰扑扑的公寓大楼里的大家庭，把他们比喻成一群可怜的日本金鱼住在鱼缸里。他晓得那群金鱼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叔叔养的，而那个大家庭便是你的家庭。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到过埃祖隆以西的任何地方，更别提来过伊斯坦布尔，但他却认识你所有不具名的亲戚、你居住的尼尚塔石公寓、附近的街道、转角的警察局、对面的阿拉丁商店、帖斯威奇耶清真寺的中庭和院子里的倒影池、秋季花园、‘牛奶公司’布丁店、人行道沿路的菩提树和栗树。他对它们了如指掌，一如熟悉自己在凯尔斯市郊店铺里贩卖的各式南北杂货——从香水到鞋带，从烟草到针线。在那个年代，当我们的全国广播电台里还听不到统一的口音时，他知道你在‘伊斯坦布尔广播’里讽刺伊白亮牌牙膏所推出的‘十一个问题测验’，也知道他们为了奉承你好让你闭上嘴，拿你的名字用来作为价值两千里拉的答案。但正如他所料，你并没有接受这小小的贿赂，反而在下一篇专栏里建议读者不要使用美国制的牙膏，应该用他们自己干净的手，沾一点自制的薄荷香皂，来搓磨牙齿。你当然不会晓得，单纯善良的杂货店老板就依照你胡诌的配方，涂抹他那日后将会一颗颗脱落的牙齿。除此之外，在接下来的火车旅程中，我和杂货店老板发明了一个问答游戏，叫做‘题目：专栏作家耶拉·撒力克’。我很辛苦地才赢了这个满心挂念要在埃祖隆站下车的男人。没错，他是个普通市民，一个提早衰老的人，一个没有钱修牙齿的人。这个人，他生活中惟一的乐趣，除了读你的专栏外，就是待在花园里逗弄他所养的好几笼鸟，然后跟别人谈论养鸟经。懂了吗，耶拉先生?一个普通市民也有能力了解你，所以你别想瞧不起他!不过，我碰巧比那位普通市民更了解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像现在这样，彻夜长谈。”

“第二篇提到牙膏的专栏后四个月，”卡利普开口，“我针对同一主题又写了一篇。内容在讲什么?”

“你提到，漂亮的小女孩小男孩在睡觉前给他们的父亲、叔伯、姑婶、继母们‘晚安吻’，漂亮的小嘴散发出薄荷牙膏的清香。平心而论，称不上是一篇专栏。”

“我还在其他什么地方谈到日本金鱼?”

“六年前，在一篇你向往着寂静与死亡的文章里。一个月后你再次带出金鱼，但这一次你说自己寻求的是秩序与和谐。你时常拿屋里的鱼缸和电视机相比。你给读者提供从大英百科全书里节录的新知，关于‘和金’金鱼因为混种而面临的大浩劫。谁替你翻译那些东西的?你妹妹还是你侄子?”

“那么，警察局呢?”

“它让你联想到深蓝色、黑暗、出生证明、小市民之悲、生锈的水管、黑鞋子、没有星星的夜晚、责备的脸、静止不动时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不幸、身为土耳其人、漏雨的屋顶，以及，自然而然的，死亡。”

“所有这些，你的那位杂货店老板，全都知道?”

“不光是这些。”

“那么他问了你什么?”

“这个从没看过街车，或许也永远不会看到的男人，当下便问我，伊斯坦布尔的马拉街车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相比没有马拉的街车。我告诉他，真正的差异不在于马匹和汗水的气味，那是引擎、机油和电的气味。他问我，伊斯坦布尔的电是不是有种独特的味道。你从没提过这一点，但他从字里行间读了出来。他请我描述一下刚从报社出炉的报纸是什么气味。答案是，根据你1958年冬的一篇专栏所言：一种混合了奎宁、霉味、硫磺和酒的气息，让人晕醉的混合。显然，花三天才能抵达凯尔斯的报纸，已失去了它的气味。杂货店老板提出的一个最难的问题，是关于紫丁香的芬芳。我不记得你是否特别谈及此种花。但他却像个回味起甜美记忆的老人那样，双眼闪烁着，说，二十五年来你曾经有三次提起紫丁香的气味：一次，是在关于一位奇怪王子的故事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