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自己。

为了避免在没有设防的情况下忆起如梦，我大致把生活维持在某种不是太严格的掌控之中，小心翼翼地避开随时随地都可能意外降临的悲伤。每周三四次，当我在荷蕾姑姑家吃晚饭时，我会帮瓦西夫喂他的日本金鱼，但我从来不再坐在床沿陪他一起看他拿出来的剪报。（尽管如此，我却还是在那堆报纸中瞥见了爱德华·罗宾逊的照片，印在耶拉的专栏上方，然后发现两人之间有一种家族的共通点——他们更像是远亲。）每当时间已晚，我父亲或是苏珊伯母总会建议我早点回家，仿佛生病的如梦正躺在床上等我，这时我会告诉他们：“说得对，我最好在宵禁前回去。”

我会避开阿拉丁商店的那条路，那条我和如梦常走的路，而绕道穿过暗巷，朝我们家和“城市之心”公寓的方向走去，接着再改变路线，避开耶拉和如梦离开皇宫戏院后所走的街道，最后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伊斯坦布尔的阴暗巷弄里，沿途是陌生的墙壁、路灯、文字、清真寺庭院、面目狰狞的建筑，以及窗帘紧闭有如瞎眼的窗户。经过这些黑暗死寂的符号让我彻底变了一个人，以至当我在宵禁开始前一刻终于抵达“城市之心”公寓前的人行道时，看见依然绑在顶楼阳台铁栏杆上的破布，竟不假思索地把它当成如梦正在家里等我的暗示。

在走过了黯黑无人的街道，看见了如梦留在铁栏杆上给我的信号后，我会想起我们曾经彻夜长谈的一个话题。那是结婚三年后的某个雪夜，像一对毫无忌讳的多年老友，我们的对话既没有掉入如梦的漠然深井中，也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幽幽浮现的深邃沉默。在我的鼓动和如梦的想像力玩味之下，我们假想着当我们七十三岁时，每天会一起度过什么样的生活。

当我们七十三岁时，冬季的某一天我们会一起去贝尤鲁。我们会用存下来的钱买礼物送给对方：一件毛衣或一双手套。我们会穿着又重又旧的大衣，上面沾染了我们的气味。我们会心不在焉地浏览陈列橱窗，也没有特别要找什么，只是彼此边看边聊。我们会气冲冲地咒骂，抱怨那些变来变去的事物，絮絮叨叨地说从前的衣服啊，展示橱窗啊，人啊，都比现在要好得太多。当我们琐碎地念个不停的同时，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之所以有这种行为，是因为我们太老了，对未来没有多少期待，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打算改变，仍会继续我行我素下去。我们会去买个几磅的糖渍栗子，并确认他们是否秤得正确、包装适宜。然后在贝尤鲁后巷的某处，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家从没见过的旧书店，惊讶欢喜之余，我们庆贺彼此的好运。店里面，将能找到一些价格合理、如梦从没读过或不记得读过的悬疑小说。当我们四处探头寻找小说时，一只在书堆里出没的老猫会朝我们低吼，而敏感的女店员则会对我们微微一笑。我们会到一家布丁店坐一会儿，很高兴买到一袋袋便宜的书，足以满足如梦至少往后几个月的悬疑阅读胃口。喝茶的时候，我们起了小小的争执。我们之所以吵架是因为我们已经七十三岁了，而就如所有的人一样，我们很清楚自己七十三年的生命全是徒然。回家之后我们马上打开大包小包，我们会毫不害羞地脱下衣服，然后用我们苍白、松弛的年老身躯尽情做爱，同时享用那一大包糖渍栗子配上黏稠的糖浆。我们疲惫而衰老的身体，如今是苍白的颜色，看起来就像是六十六年前我们初次相遇时，两人稚嫩肌肤的那种半透明奶油色。讲到这里，想像力始终比我生动鲜明的如梦会插嘴说，我们将会在疯狂的缠绵中途停下来，抽一支烟，大喘一口气。提起这个话题的人是我，因为我直觉相信，等我们到了七十三岁，当如梦不再有条件盼望另一种生活的时候，她终将会爱我。相反，伊斯坦布尔，一如我的读者所知，将继续生活在悲惨之中。

我依然偶尔会撞见她的物品，有时藏在耶拉的一只旧箱子里，有时夹在我办公室的东西里，或是在某个房间，或是在荷蕾姑姑家，由于我之前莫名的忽略，以至于尚未被处理掉。一颗紫色的扣子，来自我初次见到她时她身上穿的印花洋装；一副所谓“摩登”的尖角镜架，那种1960年代欧洲杂志里开始出现在精明干练的女人脸上的镜架，如梦试着戴了半年后就把它丢在一旁；黑色的小发夹，她总是用嘴咬着一根，两只手把另一根固定在头发上；一个尾状的盖子，是她拿来收藏针线的一个空木鸭的盖子，丢了好多年，始终令她耿耿于怀；文学课的家庭作业，被混入了梅里伯伯的法律文件中，作业的题目是讨论卡夫山上的神秘怪鸟“骏鹰”，回答则是原封不动从百科全书上照抄下来；几缕她的发丝，黏在苏珊伯母的梳子上；一张替我列的购物清单（烟熏鲣鱼、一本《银幕》杂志、打火机加的丁烷、宝妮榛果巧克力）；一张树的图画，是在爷爷的协助下画出来的；字母书里的那匹马；绿色袜子的其中一只，十九年前我曾看见她穿着这双袜子，骑着一辆租来的脚踏车。

在我温柔、恭敬、谨慎地把这些物品放进尼尚塔石公寓大楼前的垃圾筒，然后转身跑走之前，我会先把它们揣在我邋遢的口袋里，随身携带个几天，有时候一个星期，甚至——唉，好吧——好几个月。即使在痛苦地割舍它们之后，我仍不免幻想，也许有一天，这些悲伤的物品将会伴随着往事回到我身旁，就好像从公寓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