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小镇十五俄里的地方走来走去，因为《红色骑兵报》上还登着我们的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地平线上乌云密布。’可是我的话从英勇的步兵身上弹了开去，就像羊塮从团队的大鼓上弹开去那样。我白费了口舌。这场谈话的结果是护士小姐把我们几个领到病床旁边，又开始扯皮，硬磨着要我们交出武器，好像我们是败兵。她们的话把库斯托夫激怒了，他动手扯开位于左肩，位于这位战士和无产者鲜红的心脏上边的伤口。护士们看到这个场面，便闭口不言了，可她们的嘴只闭了短短一会儿，又玩起非党群众嘲弄人的把戏来，想找几个甘愿受她们驱使的人，乘我们睡着的时候，把我们的衣服拿走，或者强迫我们参加文娱活动，让我们不讲体统地换上女人的裙子，扮演戏里的角色。

“按说护士是慈悲为怀的，可她们却心狠手辣……为了几件衣服，她们不止一次试图给我们服安眠药，所以我们只得提防着，轮流睡觉，时刻都有一只眼睛睁着，连上茅房撒尿的时候也全副军装，挎着纳甘式左轮枪。就这样受了一个礼拜零一天的苦，我们开始说胡话，出现幻觉，终于在成为被告的那天早晨，就是说八月四日早晨，我们一觉醒来时，发觉已被人做了手脚，我们像苦役犯似的穿着打有号码的大褂躺在床上，枪不见了，由我们的母亲们，由库班的老婆子们用她们衰老的手织出来的衣服不见了……只见阳光明媚，那些只知在战壕里爬进爬出的步兵正冲着我们耍流氓，我们三个红骑兵置身他们中间受尽了侮辱，和步兵在一起的是心狠手辣的护士，她们昨夜给我们下了安眠的药面，而此刻正颠晃着年轻的奶子，用盘子给我们端来可可，这种可可再兑牛奶也仍然是一杯苦水！由于这场旋转木马游戏是那么的快活，步兵把拐杖敲得震天价响，还把我们当做娇滴滴的妞儿咯吱我们的腰，说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的仗也打完了。不，鬈发的伙计们，你们把肚子吃得像鼓那么大，晚上放起屁来像打机关枪，告诉你们吧，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的仗还没打完，我们装出有事要办，告了个假，走到院子里，冒着高烧，也不顾身上全是发青的伤口，走出院子，径直去找县革委会主席鲍伊杰尔曼公民。要是没有这个人，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也就是说，要是没有这个县革委会主席，我们就不会被气得头脑发昏，那么开枪这场可能引起的误会也就不至于发生了。虽说我们拿不出有关鲍伊杰尔曼公民的确凿的材料来，可我们刚走到县革委会主席那儿，就注意到这是个上了年纪的公民，穿件短皮袄，是个犹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很不雅观……鲍伊杰尔曼公民的两只眼睛骨溜溜地东张西望，一望而知，他压根儿看不懂这一大堆文件，这些文件让他伤透了脑筋，更何况又来了几个不认识的建有战功的战士，他们铁板着脸，跟鲍伊杰尔曼公民交涉粮食供应问题，这时当地工作人员又插进来向他汇报周围村庄发生的纠纷，还没等他们汇报完毕，又来了几个革委会的普通工作人员，要求毫不拖延地立即在县革委会举行婚礼……我们也一样，扯开嗓门叙说军医院里发生的叛变事件，可是鲍伊杰尔曼公民只是瞪了我们一下，两只眼睛又骨溜溜地东张西望，然后抚摸着我们的肩膀说，别为难地方政权了，这事儿轮不到地方政权管，他怎么也不肯作出批示，只是说，战士同志们，要是你们怜惜苏维埃政权，就请你们离开这幢房子，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就是说不能同意离开这幢房子，我们要求他给我们每人开张身份证，可他不肯开，我们气疯了。就是在这种气得发疯的情况下，我们走到了广场上，在军医院前面缴了一个单枪匹马的骑警的枪，痛哭流涕地打坏了前面提到的仓库门上的三块所谓的玻璃。亚维英大夫眼看着这件不应发生的事发生，却不予劝阻，反而装腔作势地堆出笑脸来，他这是在什么时候笑呀，他是在库斯托夫同志四天后就要因伤势过重而死的时刻笑的！

“库斯托夫同志在他短暂、鲜红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担心发生叛变，叛变时时刻刻从窗口朝我们挤眼，时时刻刻嘲笑着大大咧咧的无产者，同志们，无产者自己也知道自己大大咧咧，我们为此而痛苦，我们的心灵在熊熊燃烧，用火焰撕裂着肉体的樊笼……

“我告诉您，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叛变从窗口讥嘲我们，叛变脱掉鞋子在我们屋里来回走动，叛变把鞋子搭在肩上，生怕把被窃一空的房子里的地板踩得嘎吱嘎吱地响……”

[71]彭加勒（1860-1934），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任法国总统，奉行军国主义政策，得“彭加勒即战争”的绰号。在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72]弗·艾伯特（1871-1925），一九一九年任德国总统，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一九一八年任德国总理时，与总参谋部签订关于把军队开进柏林镇压革命的秘密协定。​

契斯尼基村

第六师集结在契斯尼基村外的树林里，等待发起进攻的信号。可是六师师长巴甫利钦柯因为在等待第二旅，所以迟迟没有发出信号。这时伏罗希洛夫驱马来到师长跟前，用马头推了一下他的胸脯，说：

“磨磨蹭蹭，六师师长，磨磨蹭蹭。”

“第二旅，”巴甫利钦柯声音嗄哑地回答说，“正根据您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