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想起张敞的功劳，便派使者到他家中征召他。张敞之前被严厉弹劾，使者到来时，他的妻子儿女都吓得哭泣，只有张敞笑着说：“我虽然流亡在外成为平民，但郡里的官吏要抓我也没那么容易。现在使者来了，这说明天子想要重用我。”于是他整理行装，跟随使者前往，并到公车府上书说：“我之前有幸担任列卿，在京兆尹的职位上任职（西汉的制度，担任三辅地区官职的人位列九卿。待罪，是一种谦辞。意思是自己担任这个官职，如果不称职，就会有失职的罪过，所以把担任官职称为待罪。西汉的臣子大多会这样说 ），却因杀了属吏絮舜而获罪。絮舜本来是我一向厚待的官吏，多次得到我的宽恕。因为我被弹劾，他就认为我会被免职，接到命令去查办案件时，却回家偷懒，还说我只能再做五天京兆尹。他这样忘恩负义，实在是伤风败俗。我认为絮舜行为恶劣，所以才依法将他处死。我承认自己杀害了无辜之人，在审理案件时故意不公正，就算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也死而无憾！”宣帝召见了张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冀州管辖魏郡、巨鹿、常山、清河等郡，以及广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间等国 ）。（《考异》记载：荀《纪》把这件事记载在五凤二年，因为杨恽的事情而导致记载错误。《百官表》记载：“张敞在神爵元年担任京兆尹，八年后被免职。”《张敞传》说：“他担任京兆尹九年被免职。” ）张敞到任后，盗贼都销声匿迹了。

皇太子性格温柔仁慈，喜好儒家学说，他看到宣帝任用的大多是精通法律条文的官吏，常常用刑罚来约束臣民，于是曾在陪侍宣帝宴饮时，从容地进言说：“陛下执法过于严厉，应该多用儒生。”宣帝听后脸色一变，说道：“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将王道和霸道结合起来使用；怎么能只采用德政教化，效仿周朝的政治呢！况且那些平庸的儒生不了解现实情况（《风俗通》说：儒者，就像区分不同事物一样，他们能区分古今。平时钻研圣哲的言论，行动时遵循典籍的道理，考察先王的制度，处理当下的事务，这是通儒。如果只能接受知识却不能运用，只会空谈却不能付诸实践，仅仅是讲学诵读而已，没有实际的能力，这就是俗儒 ），喜欢推崇古代，否定现代，让人在名和实之间感到迷惑，不知道该坚守什么，怎么能委以重任呢！”接着，他又叹息道：“将来扰乱我大汉江山的，必定是太子！”

史臣司马光评论说：王道和霸道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前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制礼作乐以及军事征伐的权力都由天子掌控，这样的统治就被称为王道。后来天子势力衰弱，无法管理诸侯，而诸侯中若有能率领盟国共同讨伐不服从王室的势力，以此来尊崇王室的，这种情况就被叫做霸道。无论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其根本都是以仁爱为基础，以正义为准则，任用贤能之人，奖赏善良，惩罚邪恶，禁止暴力，平定叛乱；只不过在名分地位上有高低之分，施予的恩泽有深浅之别，建立的功业有大小不同，政令的推行范围有宽窄差异罢了，并非像黑白、甘苦那样完全相反。汉朝之所以不能恢复三代那样的太平盛世，是因为君主不愿意去做，而不是先王的治国之道在后世无法推行。儒者之中有君子，也有小人。（《论语》中记载，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谢显道解释说：立志于道义，境界就高，所以称为君子；立志于利益，境界就低，所以称为小人 ）那些平庸的儒生，确实不值得与之共同治理国家，但难道就不能寻找真正的儒者并加以任用吗？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这些都是大儒，如果汉朝能任用他们，建立的功业难道会仅仅如此吗！汉宣帝认为太子懦弱，不能担当重任，不明白治理国家的根本，一定会扰乱大汉江山，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他说王道不能推行，儒者不能任用，这难道不是大错特错吗！这恐怕不是用来教导子孙、为后世树立典范的正确做法。

淮阳宪王刘钦喜好法律（淮阳王刘钦，是汉宣帝的次子 ），聪明通达，很有才能；他的母亲张倢伃尤其受宣帝宠爱。宣帝因此逐渐疏远太子，而喜爱淮阳宪王，还多次赞叹宪王说：“这才是我的好儿子！”他常常有改立宪王为太子的想法，然而太子是在宣帝微贱时所生，宣帝年少时依靠许氏家族，等到即位后，许皇后又被人害死（事见二十四卷本始三年 ），所以宣帝不忍心废除太子。过了很久，宣帝任命韦玄成为淮阳中尉，因为韦玄成曾经把爵位让给兄长（事见二十五卷元康四年 ），宣帝想用这件事来感化、教导宪王；从此，太子的地位才得以安稳。

匈奴呼韩邪单于战败后，左伊秩訾王为他出谋划策，劝他向汉朝称臣，入朝侍奉汉朝皇帝，并向汉朝求助，只有这样，匈奴才能安定下来。呼韩邪单于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都说：“不行。匈奴的习俗，向来崇尚力量，鄙视屈服于人（师古注：把向别人屈服看作是卑下的行为 ），以在马背上作战为立国之本，所以在各蛮夷部落中威名远扬。战死，是壮士的本分。如今我们兄弟争夺王位，不是哥哥得到就是弟弟得到，即使战死，也能留下威名，子孙也能长久地统治各个部落。汉朝虽然强大，但也不能吞并匈奴；为什么要打乱祖先的制度，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