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方巴结吐突承璀，李吉甫想依附吐突承璀，提拔元义方为京兆尹。李绛讨厌元义方的为人，所以调出他。元义方入朝谢恩，趁机说“李绛偏爱他的同年许季同，任命为京兆少尹，把我调出到鄜坊，专门作威作福，欺骗蒙蔽陛下。”宪宗说：“我熟悉李绛不会这样。 明天，我会问问他。”元义方惶恐惭愧地退了出去。第二天，宪宗以此诘问李绛说：“人们对同年进士固然有情分吗！”李绛回答说：“同年，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偶然同榜登科，有的甚至是登科后才相识，哪有什么情分！况且陛下不认为我愚昧，让我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衡量才能授予官职，如果那个人确实有才能，即使在兄弟子侄之中，尚且要任用，何况是同年呢！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这是为自身着想，不是为公家着想。”宪宗说：“说得好，我知道你肯定不会那样做。”于是催促元义方去赴任。

2振武军境内黄河泛滥，冲毁了东受降城（东受降城靠近黄河，黄河泛滥，所以冲毁了城池，今内蒙古托克托南）。

3三月丙戌日，宪宗亲临延英殿，李吉甫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享乐。”李绛说：“汉文帝时，兵器都用不上，家家富足，贾谊尚且认为这如同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面，不能说安全（见十四卷汉文帝六年）。现在法令不能控制的，有河南、河北五十多个州；吐蕃等异族，靠近泾水、陇山，烽火多次报警（《唐六典》记载：烽火台的设置，大致三十里一个。如果有山冈隔绝，须根据情况设置，要能互相看见，不一定限于三十里。那些靠近边境的，筑城设置，每个烽火台设置帅、副各一人。放烽火有一炬、两炬、三炬、四炬，根据贼兵多少来区分）；加上水旱灾害时常发生，仓库空虚，这正是陛下勤于政事、早起晚睡的时候，怎么能说是太平，就马上享乐呢！”宪宗高兴地说：“你的话正合我的心意。”退朝后，宪宗对身边的人说：“李吉甫专门迎合献媚；像李绛，才是真正的宰相啊！”

宪宗曾经问宰相：“贞元年间政事得不到治理，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李吉甫回答说：“德宗自以为是，不相信宰相而相信其他人，这使得奸臣能够趁机作威作福。政事得不到治理，主要是这个原因。”宪宗说：“但这也未必都是德宗的过错。我小时候在德宗身边，看到事情有得失，当时的宰相也没有再三坚持上奏的，都贪恋俸禄、苟且偷安，现在怎么能把责任都推给德宗呢！你们应该以此为戒，事情有不对的地方，应当极力陈述不止，不要害怕我发怒而马上停止。”

李吉甫曾经说：“臣子不应当极力劝谏，让君主高兴、臣子安宁，不也很好吗！”李绛说：“臣子应当敢于冒犯君主的威严，苦口相劝，指出得失，如果让君主陷入恶行，怎么能算是忠诚！”宪宗说：“李绛说得对。”李吉甫回到中书省，躺着不处理事务，只是长吁短叹而已。李绛有时长时间不劝谏，宪宗就诘问他说：“难道是我不能接受劝谏，还是没有事情可以劝谏呢？”

李吉甫又曾经对宪宗说：“赏罚，是君主的两大权柄，不能偏废。陛下即位以来，恩惠深厚；但威严刑罚没有彰显，朝廷内外懈怠懒惰，希望加强严厉程度来振作。”宪宗看着李绛说：“你认为怎么样？”李绛回答说：“帝王的政事，崇尚道德而不崇尚刑罚，怎么能舍弃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而效仿秦始皇父子呢！”宪宗说：“对。”过了十多天，于頔入朝答对，也劝宪宗加重刑罚。又过了几天，宪宗对宰相说：“于頔真是个奸臣，劝我加重刑罚，你们知道他的用意吗？”都回答说：“不知道。”宪宗说：“这是想让我失去人心罢了。”李吉甫大惊失色，退朝后低头不语，一整天都不笑（宪宗认为于頔加重刑罚的话是奸臣之言，所以李吉甫为之前说错话而惭愧）。

4夏季，四月丙辰日，任命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仍然担任学士（库部郎掌管兵器、仪仗等，隶属于兵部）。宪宗赞赏崔群正直敢言，命令学士“从今以后奏事，必须取得崔群的联名，然后才能进呈。”崔群说：“翰林的举动都会成为旧例。如果一定这样，以后万一有阿谀谄媚的人担任长官，那么下位官员的直言就无法进呈了。”坚决不接受诏令。三次上奏，宪宗才依从了他。

5五月庚申日，宪宗对宰相说：“你们多次说淮南、浙西去年遭受水旱灾害，最近有御史从那里回来，说没有造成灾害，事情到底怎么样？”李绛回答说：“我查看淮南、浙西、浙东的奏状，都说遭受了水旱灾害，很多人流亡，请求设法招抚（设置法规来招抚流亡的百姓），他们的意思好像是担心朝廷怪罪他们，怎么会没有灾害而乱说有灾害呢！这大概是御史想做奸邪谄媚的事来讨好陛下，希望知道他的姓名，依法处置。”宪宗说：“你说得对。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听说有灾害应当立刻救援，怎么还能再怀疑呢！我刚才没有思考，说错话了。”命令马上免除那里的租赋。宪宗曾经和宰相在延英殿讨论治国之道，天色已晚，天气很热，汗水湿透了御服，宰相担心宪宗身体疲倦，请求退下。宪宗挽留他们说：“我进入宫中，相处的只有宫女、宦官，所以喜欢和你们暂且一起谈论治国的要点，一点也不觉得疲倦。”（“为理”如同说“为治”，唐代避高宗李治的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