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登陆突袭盐场的成功，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迅速扩散。

对南宋而言，这是一次宝贵的技术验证和士气鼓舞；对蒙古方面，则是一记警钟，提醒他们原本以为安全的大后方——漫长的海岸线，已然暴露在宋军水师的兵锋之下。

太上皇赵构和太子赵玮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决定将这种“海上游击”战术常态化、扩大化，使其成为持续袭扰蒙古后方、牵制其兵力、扰乱其部署的一把利器。

“蛟龙军”的规模得到扩充，从五千人逐步增加到近万人，并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作战单位，有的擅长突击攻坚，有的擅长侦察破坏，有的擅长野外生存与机动。

他们的训练更加严酷和贴近实战，针对不同的目标（盐场、港口、小型城池、粮仓、造船所、烽燧等）设计了专门的战术预案。

水师方面，也抽调出更多的快速战舰和运输船，组成数支灵活的特遣舰队，专门配合陆战队行动。

一场以海上机动、多点突袭、快打快撤为特点的、针对蒙古控制区沿海地带的袭扰战，就此全面展开。

这场战役没有固定的战线，没有主力决战，却如同附骨之疽，让蒙古方面不胜其烦，疲于奔命。

袭扰战术的多维展开：

1. 攻击经济与后勤目标：这是袭扰的重点。

盐场、粮仓、沿海的小型冶铁作坊、仓库、码头设施，都成为“蛟龙军”猎杀的目标。

他们往往利用夜色或恶劣天气掩护，突然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目标，焚烧物资，破坏设施，然后迅速撤离。

有时甚至不追求占领，仅仅是用火箭远距离抛射，引发大火。

山东、两淮沿海，不时燃起宋军袭击引发的烽烟。

这些目标虽然单个价值未必巨大，但累积起来，对蒙古在当地征粮、征物、维持驻军后勤造成了持续干扰。

2. 拔除沿海哨所与烽燧：蒙古为了防备宋军水师，在沿海要地设立了不少哨所和烽燧。

这些据点兵力薄弱，但却是预警系统的重要环节。

“蛟龙军”发挥其小股精锐、行动隐秘的特点，经常在深夜或黎明，摸掉这些哨所，斩杀守军，破坏烽火台，使得蒙古的沿海预警系统出现漏洞，为后续宋军水师的更大规模活动或商船提供了可乘之机。

3. 伏击巡逻队与小股驻军：有时，“蛟龙军”会故意在某个看似空虚的海滩登陆，然后埋伏在附近，等待闻讯赶来的蒙古巡逻队或附近据点派出的援军，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消灭其有生力量后，在蒙古大队人马赶到前，从容登船撤离。

这种战术极大地打击了蒙古沿海守军的士气，使他们不敢轻易离开坚固据点。

4. 支援与联络抗蒙义军：南宋朝廷一直与河北、山东等地的抗蒙义军保持秘密联系。

利用水师的机动性和隐蔽性，“蛟龙军”和特遣舰队承担起了向这些义军输送少量精锐人员、武器、药品、情报，甚至接应其骨干南撤的任务。

虽然规模有限，但这就像在蒙古后方插上了一根根细小的针，虽然不致命，却让其浑身不适，也给了沦陷区抗蒙力量以希望和实质性的支持。

5. 心理战与宣传战：每次成功的袭击后，宋军都会有意留下一些标语，如“宋军将至，胡虏授首”、“王师北定中原日”等，或者散布一些谣言，如“南朝大军不日将从海上大举进攻”。

这些行动在蒙古占领区的汉人百姓和低级官吏中悄然传播，虽然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但持续不断的信息渗透，动摇了蒙古统治的稳定，也使得依附蒙古的汉军人心惶惶。

蒙古的困境与应对：

面对宋军这种前所未有、防不胜防的“海上游击”，蒙古方面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和不安：

防线漫长，防不胜防：从辽东到山东，再到两淮，漫长的海岸线处处都可能成为宋军的登陆点。

蒙古兵力本就捉襟见肘，主力要应对西线、中线的宋军主力，还要镇守广大新占区，可用于沿海布防的兵力非常有限。

分兵把守，则处处薄弱；集中驻防，则漏洞百出。

缺乏水师，被动挨打：蒙古水师力量弱小，且主要集中于内河和少数几个重点港口，根本无力在广阔的海域搜索、拦截宋军舰队。

宋军水师完全掌握了近海的制海权，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蒙古只能望洋兴叹。

后勤受损，士气低落：盐场、粮仓屡遭袭击，直接影响前线物资供应和地方稳定。沿海驻军风声鹤唳，日夜戒备，疲惫不堪，士气低落。

小股部队不敢轻易出击，大股部队又追不上、打不着。

内部不稳，疑心加重：宋军的袭扰和与义军的秘密联系，加剧了蒙古对占领区汉人的不信任。

为了防范“内应”，蒙古统治者不得不加强监控和镇压，这又反过来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得统治成本上升。

蒙古高层，尤其是负责中原、山东地区的统帅，对此极为头痛。

他们尝试了一些应对措施：

加强重点港口防御：在登州、莱州、密州、海州等主要港口增修工事，增派驻军，并开始尝试建造或缴获一些战船，但短时间内难成气候。

实行沿海“清野”政策：在部分经常遭袭的沿海地区，强制将居民内迁数十里，制造无人区，试图让宋军登陆后无法获得补给和情报。

但这政策推行困难，极易激起民变，且对经济破坏巨大。

组建快速骑兵反应部队：在沿海后方部署一些机动骑兵，一旦发现宋军登陆，迅速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