殴致伤如何判罚……周文都一一耐心解答，引用的都是《宋刑统》里的条文，但说得通俗易懂。

日头偏西，宣讲会结束。

村民们三三两两散去，嘴里还议论着刚才听到的“新讲究”。

里正和耆老陪着周文往回走，里正感慨道：“周博士这番讲下来，比咱们说破嘴皮子都管用。

往后村里再有啥争执，怕是能少动不少拳脚，多去想想王法了。”

周文擦擦汗，笑道：“正是此意。

让百姓知法，不是让他们怕法，而是让他们懂得用法来保护自己，也约束自己。

人人守法，这乡里才能和睦，官家才省心，咱们这些当差的，也才轻省不是？”

“《宋刑统》下乡宣讲”，是赵构“明法度，厚风俗”治国方略的重要一环。

他深知，法律若只停留在庙堂之高、案牍之上，对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百姓而言，不过是遥不可及的具文，甚至可能沦为胥吏欺压乡里的工具。

普法，是让法律从纸面走向生活，从威慑走向信仰的关键一步。

为此，朝廷专门从各州县抽调通晓律例、口才便给的书吏、退职官员、乃至品行端正的生员，经过短期培训，组成“宣法博士”队伍，分赴各乡、各里、各社，进行巡回宣讲。

宣讲内容经过精心编排，摒弃晦涩的律文，聚焦百姓日常生活中最可能遇到的田宅、钱债、婚姻、继承、斗殴、盗窃等法律问题，用本地白话、鲜活案例、通俗比喻进行讲解。

印制了大量图文并茂的普法小册子、挂图（如《刑统便民图说》），张贴于村社祠堂、路口茶棚、集市要道。

甚至编排成短剧、鼓词、评话，由官办的“劝善伶人”在乡间演出，寓教于乐。

效果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

以往，乡村纠纷多依“乡规民约”或宗族势力解决，“官府”是遥远而令人畏惧的存在。

如今，百姓开始知道，“王法”并非与自己无关，“打官司”也未必就是丢人现眼、倾家荡产。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田产交易需立契，中人画押不可少”的规矩，“遇事莫私斗，告官讨公道”的途径，逐渐深入人心。

虽然完全依赖法律解决所有纠纷尚不现实，但法律作为一种解决矛盾的选项、评判是非的标尺，其权威性在基层社会显着提升。

对胥吏豪强形成了一定制约。

百姓懂法，欺压盘剥的成本和风险就增加了。

虽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痼疾难除，但至少多了一层监督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它强化了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存在感和权威性。

当“官家派来的博士”坐在村口，用乡音讲解“官家的法度”时，皇权与律法的形象，不再是冰冷的诏令和案牍，而是变得具体、可感、甚至带有一丝温度。

这有助于培养民众对朝廷的认同和敬畏，减少因“法盲”而导致的恶性案件和民变，提升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和治理效率。

当然，阻力也显而易见。

一些地方豪强、讼棍不满于既得利益受损，暗中阻挠；部分胥吏觉得普法削弱了其“解释权”和寻租空间，阳奉阴违；很多百姓仍对“见官”心存畏惧，习惯“私了”。

但朝廷的决心是坚定的。

将“普法成效”纳入地方官考课，对阻挠宣讲者严惩不贷，持续投入资源，使得这项工作得以稳步推进。

“仁厚里”的宣讲，只是帝国庞大普法网络中的一个微小节点。

从东海之滨到巴山蜀水，从江南水乡到中原新复之地，成千上万个“周文”在奔走，在宣讲。

他们将《宋刑统》的精神，化作春雨，润物无声地渗入帝国的最末梢，夯实着这个王朝的法治根基与社会稳定的最广泛基础。

当外部的风暴来临时，一个内部相对公平、有序、知法守法的社会，无疑将拥有更强的凝聚力与韧性。

这，或许比任何坚城利炮，都更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