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她很长时间以后才给我回了一封很短但充满真情的信，告诉我她与哈塞尔特的一个农民结了婚。

巴尔贝永远地走了，我也慢慢习惯了，但我感到心情沉重，因为大人们对我说了谎话。从今以后，我不再相信任何人了，包括米歇尔。米歇尔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由于我长大了，他怕我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接受巴尔贝堕落的生活方式，甚至模仿她说话的声调。他还告诉我，由于巴尔贝与塞扎尔坠入了情网，他怕他们在小塔楼里当着我的面干出淫荡的事。在他的担心中，还可能有点儿吃这个漂亮而自负的小伙子的醋。事实上，巴尔贝在小塔楼里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很稳重，完全不像她在其他时候的表现。她在厕所里的浴缸洗完澡以后，手上拿着蜡烛台，光着身子穿过大房间，在白色的墙上映出她那高大的身影。她走到火炉旁边，坐下后先擦脚，再用浮石磨。她的脚趾甲很长，脚趾互相叠在一起，脚上这里一块老茧，那里一个硬包，很难看。但是从她显示出来的身影看，她有两只丰满的乳房和微微下垂的肚子，体形很优美。

在巴尔贝离开之前不久，那只老狗特里埃就死了。它活了十二年，已经不错了，但这对于一只受到良好饲养的狗来说，不一定是最终年限。它受到了什么良好的饲养呢？这只狗先跟随着费尔南德和米歇尔神气活现地周游欧洲三年之后，成了我私人所有。它小心谨慎地守着我的摇篮床，跟在我身后在黑山城堡的路上散步。在蒙特卡洛，由于鸽子满天飞，它老是汪汪地吠个不停。在巴黎的布洛涅树林里见了鸭子也叫。它跟着我在海边走，还跃跃欲试地跳进海水里。我不记得它是否陪我去过斯海弗宁恩，受到了克莱芒和阿可塞勒的狗的恶意对待还是友好欢迎？可是在黑山城堡，诺埃米不让它进房间，怕它带钩的爪子把地板弄脏。这只狗的确老了。在它生命的最后几年，它与阿尔西德睡在马厩里，我每天早晨都到那里去看它。我给它甜食吃，与它呆上一会儿，但保姆总是觉得我呆得时间太长。我抚摩它一会儿，就被带着走开了。人们已经看出，我很听话。特里埃最后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它像被饲养人员挑选出来的许多德国短腿猎狗一样，拖着长长的身子，很难看。特里埃患有脊椎病。它不能爬楼梯，但睡在下面的干草上，爬不爬楼梯没关系。它只能拖着四肢爬出马厩来看我，高兴得又是哼哼唧唧又是狂喊乱叫，它的臀部瘫痪了，只能在院子的地面上拖着身子往前爬，爬过的地方留下几道血印。它看见我那种高兴的样子使我惊慌失措：动物对人的爱表明，人虽然给予的很少，但却被视为太阳。假如我年龄再大一些，我本来会要求把它昼夜留在我身边，努力给它一点儿温情。这种温情是临终的人和动物都需要的。但孩子是怯懦的。一天早晨，阿尔西德开了一枪，我甚至还没被枪声惊醒。在过去，这是结束一个长期处于生命垂危的可爱动物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不像现在可以采用注射的方法。“亲爱的姨妈，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我太难过了，因为我的可怜的特里埃死了。”这是我写给我的残疾姨妈的信的开头，是我偶发异想才寄给她的。这也是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从而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

在这些一鳞半爪的回忆中，我还要在此谈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奇迹，而且是在奇迹出现之后才被人意识到的：那就是读书的发现。当二十六个字母不仅仅是在白纸上随意组合、难以理解而且又不好看的线条的时候，那么，每一个字母就成为通往别的世纪别的国度的门户，使我们了解到在生活中永远遇不到的众多存在，哪怕只是一个将改变我们思想的思想，一个将使我们生活得更好的概念，这样，我们起码不会比昨天更愚昧无知。我从来没有小人书。我觉得塞居尔夫人的粉红色烫金巨著是废话连篇，语言粗俗：她通过一个成年人讲的故事，对儿童进行污蔑和愚弄。我感到于勒·凡尔纳的故事无聊，可能只有小男孩儿感兴趣。我爱读《白雪公主》、《睡美人》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但这些故事是我在读书以前就知道的。给我讲这些故事的，有声调雄浑的男子，也有声音低沉柔和的女子。不久以后，我父亲又让我阅读了许多“经典作品”；我在七至十八岁之间浏览了所有法国文学作品和起码一部分英国文学作品。为了追源溯流，我还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怀疑论者会说读书过早无益，因为儿童能读但不能理解，起码在最初几年是如此。我认为正相反，儿童能够理解某些内容，即使暂时不太理解的，以后也会理解，因此这样的教育必不可缺少。

但是，在不久以前的一次偶然机会中，米歇尔在一家书店买了一部著作，这是为大人写的书，内容新奇。是一个叫蕾娜-蒙特劳（但愿我没记错这个名字）写的理想主义的基督教小说，但我不知道她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小说讲的是公元一世纪中期耶稣信徒避难埃及的故事。我觉得这部作品（书名为《第九个小时以后》）现在好像被人们遗忘了。一个秋天的早晨，当我们正要离开黑山城堡的时候，我在米歇尔的床头柜上发现了这本书。保姆正在为米歇尔和我收拾行装，怕我乱拿乱动东西，就把我送到我父亲的房间。米歇尔也在收拾行李箱。十月的天气已经转冷，他叫我到他的挂着幔帐的床上，钻进绿鸭绒被子里。我拿起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