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举止端庄，略显古板，让人联想到她的理想女性玛丽女王。她是英国人，而祖母是敦刻尔克人。然而，她属于英国中产阶级，是“异教徒”，又见过大世面，敦刻尔克在她的心目中早已不复存在了。马尔西尼夫人曾经试图使这个她称为“英国傻女人”的女人懂得一些事理，但克丽斯蒂纳——这是她的名字——在子夜的时钟敲过十二响之前就打起哈欠，而且在剧院的包厢里，由于气温高，她胡乱涂抹的脂粉融化了，一块一块地糊在脸上。在朱丽埃特去世以后，米歇尔出于好奇也许出于同情，邀请她到特雷穆马伊旅馆住了三天；毫无疑问，她一生中仅有的肉体享乐是从米歇尔那里获得的。米歇尔把她带到龙尚，回来的时候，她的习惯性偏头痛就发作了。米歇尔劝她去英国治疗。她在伦敦远郊区的恩菲尔德与守寡的姐姐住在一起。她姐夫是一位普通士兵，远征军团第一批牺牲在前线的军人。这是他获得的惟一头衔。他小个子，为人灵巧，是“洁净”干洗店经理。干洗店里充满了肥皂和油脂味儿，只是一笔小财产，克丽斯蒂纳为之感到羞愧。她具有细密画画家的才华，例如风行一时的妇女和儿童肖像，但是她觉得，在英国社会中，也像后来到大陆请克先生和马尔西尼夫人举荐为人作画一样，像住在姐姐家和以前在子爵夫人门下一样近乎低三下四。而且干这种工作很累，她就放弃了；她阅读妇女杂志上刊登的纯洁炽热的爱情故事或令人尊敬的皇族的故事。米歇尔觉得她说话烦人，然而还是守信用，请她冬天在伦敦、夏天到里士满的岸边喝茶。我收到了她的几件小礼物，不论是对我这个年龄的儿童来说显得太孩子气的玩具，还是恩菲尔德的女厨子做的点心，都隐隐约约地引起了我的反感。她可能觉得我在他们约会的时候老是形影不离。因为米歇尔不愿意单独见她。她借口偏头痛，来得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后来又应约见过她一面。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一日，米歇尔终于获得了所希望的证件，一份他与十二岁的女儿去巴黎的安全通行证。他在巴黎有住房。证件上贴着两张微微发黄的快照：米歇尔穿着高领服装，头刮得光亮，蓄着浓密的海盗胡须，与和善亲切的目光极不相称。至于我，我还穿着去年夏天的连衣裙，连衣裙已经太小了，显得怪模怪样的。我的头发一直梳得很随便，松弛地结扎在鬓角上；我刚刚不知不觉地进入青春期。保姆用布给我精心地缝了一个卫生带，供我备用，并且告诉我，所有的女人每个月都如此。我所懂得的仅此而已。行李很快被收拾好，向亲友简单地告了别。米歇尔以后再也没有看见他儿子，也没有看见儿子家的任何其他人。也没有必要看见他们。我们带上卡米伊一起走。第一艘有空座的客轮在第二天，也就是九月十三日出发；我们顺利地到达了迪耶普。我和卡米伊跟在后面，与行李一起上了岸。米歇尔走在前面，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米歇尔以后再也没去过英国。英国给他留下的只是一个旧时的漫长的爱情回忆，尽管他可能没有去多想。但也并没有给未来留下什么阴影，因此，我还会再来这个国家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刻：我又看见一个有着年轻预言家相貌的少妇坐在农田与牧场之间的一道栅栏上；我们来到了哈德良墙下，她坐在墙上，头发随风飘动；她似乎是辽阔的苍穹的化身。我又在拉德洛看到了这同一个少妇，她正躺在一座破房子里的天盖床上。她正在讲解莎士比亚的戏剧，想象着与她的演员进行排练，或者说她好像是在与他交谈着。有一个年轻男人，穿着白色粗毛线衫，戴着白色风帽，正从一处高耸的岩石上健步往下走。在英国达特穆尔森林里有许多古老的形似金字塔的尖形突石。从他的穿着，看不出他的年龄。这是一个寒冷的秋天；有一只死绵羊躺在地上，蜷缩着身子，是几天以前从同样高的地方摔下来的。也就是这同一个人，穿着同样的衣服，与我一起参观了一处天鹅保护区。还是这同一个人，在英国一家乡间旅店狭窄的楼梯平台上，光着脚，穿着灰色的棉布和服，我们的胳膊紧紧地挎在一起，似乎任何东西都无法将我们分开；然而，最终还是分开了。

但所有的这一切可能都是不存在的。这几个月以来，一场水下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在我们安全抵达法国几天以前，也许是几天以后，一艘客轮似乎是在同一条航线上被击沉。我在很长时间里相信，刚刚平安穿越辽阔的大西洋的昂利克·格拉纳多斯与夫人就是乘坐这艘客轮而丧生的。然而我搞错了；根据人名词典，格拉纳多斯死于一九一六年。这个时间上的差别说明，我们的记忆与事实相差甚远，或者只是接近，而在其他情况下，事实不是充实就是贫乏，为了使之具有生命力，就得进行加工。回忆并不是汇编已经整理好的资料，资料存储在我们自身的什么地方，也无从知道；回忆在进行着，也在变化着；回忆是把干柴收集在一起，再次将火焰烧得更旺。一本回忆录，应该在某个地方阐明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问题就在这里。

其实，我在迪耶普下船的时候什么也没看见；我相信，我们只是长时间地等着“转车”去鲁昂。到了巴黎，看门人和他的妻子看见我们，眼眶里充满了高兴的泪水。公寓里的其他五家房客，有四家自一九一四年就搬走了，他们不喜欢战争时期巴黎的寒冷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