耸肩的习惯。埃贡第一次觉得弗朗兹行动诡秘而下流。但是，也有一些行为低下的神灵，有一只神圣的山羊叫埃基潘，还有一个既咬人又舔人的安努比斯。

直到此时此刻，尽管失望甚至心情不佳，对埃贡而言，肉体的乐趣犹如在波浪轻荡而又平静的海上游弋。自从与弗朗兹相识以来，他一直处在深渊的边缘。既有肉体的深渊，也有心灵的深渊，只有那些不怕眩晕，勇于探索，敢于冒生命危险的人，才会潜入到水底去揭示其奥秘所在。这与埃贡还仍然称为快乐的差距之大，就如同幻想与精神错乱、羽管琴演奏的乐曲与锣鼓齐鸣之间的差距相当。斯巴达伯爵的话语重心长，使埃贡意识到，弗朗兹耽于声色之乐的粗野行为，为了满足其享乐，不仅行窃而且谎话连篇，是由来已久的。弗朗兹的肉体享乐已经达到了令人厌恶的程度，而且他的这种如此下流的选择也让人感到可怕。但是，他的这种选择是从何处开始的呢？现在，埃贡对他的反感，几乎导致了对他的憎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虚伪？如果这个生死不明的家伙回来，与其说是受欲望驱使，不如说是被冲昏了头脑，他会不会再去找这个卑鄙的朋友呢？如果弗朗兹拖着一个受伤的奇形怪状的身体，跛着脚回来，他该怎么办呢？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是否还真的喜欢这个瘦高个儿，肌肉有些松弛，长着女人睫毛的眼神迷离但火气旺盛而又贪欲的小伙子。埃贡想，他是死了，腐烂了，但不能肯定这团暗下来的火是否永远地熄灭了。那天晚上，听到花园里的铃响，他犹犹豫豫地不知道是否应该去开铁栅门，因为他一直担心来者可能就是他的这位朋友，那个昔日的讨厌鬼。

但是，埃贡感到最焦虑不安的还是时间问题。首先，战争并没有把这个用不同形式效忠祖国的波罗的海青年摧垮。俄国在坦嫩贝格的失败，使他失去了与一些远亲、青年时代的同学和朋友的联系。他同让娜回归故里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他们。俄国崩溃了，但不能同情俄国人的荒谬行为和贪污腐败。两年以后，“费利克斯”杀了拉斯普京，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的，人们看到，他弟弟的死只是一个特殊事件。埃贡对家庭从来就没有很强烈的感情。他喜欢音乐，却得不到支持，因此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危机，他年轻气盛，便离家出走。后来，他又抱怨家里的人对具有自由思想的让娜太冷淡。随着西方与波罗的海各省通讯联络的减少，他们夫妇也成了生死不明的人物，几乎在地球上消失了。停战以后，随着德国几个旅兵力的入侵，以支持欧洲反对布尔什维克，同时为在东方重新获得在西方失去的势力范围，所以，那里的一切都乱了，就像一部闪着雪花的老电影。当地的人民聚众闹事，反对拥有土地的贵族，但有时候又因担心所产生的后果而迟疑不决；在里加，愤怒的群众把矛头直接指向浑身散发着金钱臭味儿的富有的日耳曼商人。人们时常群情激昂，但当饥肠辘辘的红色近卫军到来的时候，一些可怕场面也随之发生了，冯·威尔茨的突击队所到之处，粮食被洗劫一空。埃贡的驻伯尔尼公使团中的一些瑞典或英国朋友尽可能地向他提供了进行一次旅行的有关情况。自停战以来，尽管从波罗的海到这些动荡不安的地区具有危险性，但由于任何合法的途径和安全措施都不存在，因此也就变得容易了。进行这种冒险的，几乎还只是那些执行秘密使命的人、工商业者、负有双重使命的慈善家或牧师、记者或冒牌记者。埃贡成功地在伦敦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办了一些音乐会。他随身有各种通行证和签证，其中包括一本使用自己名字的瑞士护照（让娜和他刚刚获得了瑞士国籍），里面注明他是音乐家。还有一本假护照，所填写的是瑞士公民，但职业含糊不清，是做亚麻布生意的。他还有红十字会的一份安全通行证。但由于所处情况不同，安全通行证有时有用，有时也会带来麻烦；最近，有一些被怀疑搞间谍活动的志愿人员被关押在莫斯科。担惊受怕的让娜对此并不惊讶：她可能比丈夫更清楚，他因为不能参与这次世纪性的大冒险而感到痛苦。这冒险不是战争。他们一直厌恶战争。这冒险既有危险，也有有利条件；既有团结，也有友爱，向他们展现的是一个充满刚烈意志的人类世界。埃贡强压住自己的烦躁心情。让娜告诉他这个计划可行，可以使他与亲人重逢，起码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她一直认为，为了生活，就要进行各种尝试，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共同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肌肤相磨，泪水盈眶。在决定结婚之前，他们的德累斯顿之夜也是如此。在罗马，那次几乎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丑闻发生之后也是如此。虽然让娜在性生活上将要经受长期的孤独之苦，但她具有自豪感，不会因此受到痛苦的折磨。有多少夫妻，即使关系正常或协和的夫妻，在共同生活二十年之后，还仍然会经常同床共枕吗？

“我很不忍心把你们三个扔在这里……而且，万一……”

让娜用手指放在他们俩的嘴之间。

“您不在，孩子们可能感到惆怅，但他们现在和将来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至于我，我在这个我们共同生活的房间里，永远不会感到孤独。”

她像所有身处同样境地的女人一样，反反复复地告诉丈夫务必要回来。他以为妻子睡着了（她没有睡），在黎明之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