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真切可以给研究历史的人一开眼界。

从这些资料看来，再加史实的证明，我们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很长足的进步。从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的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农，而冶铁公卖，则西汉全国统筹，东汉各地做主，也使标准农具普遍的及于一般农户。而且地方官员经常兴水利，论穑稼，有如《汉书》及《后汉书》循吏列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地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 Twitchett也曾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史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的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啰嗦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与章帝刘炟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四百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

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说他“内圣外王”，则甚为牵强。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也不是以评议人物为目的，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剖面的文章，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份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资用不给，他和同学集钱买驴，而由从仆牵着替人载物取值。他也曾出过面经理他叔父的诉讼，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于计算，在社会上讲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之任将帅者，大概与他背景相似，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大树将军”冯异为五县郡椽（等于近代道台的科长或书记），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从绿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这些条件也使我们想象王莽末年，“寇盗蜂起”，由于民变波及到中层社会，才引起全国反叛。到这时候刘秀与他的哥哥刘才纠集“宾客”，举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摄身份，做过多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帝”，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为“起义”。刘发难，各家子弟都还避匿，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但是也还赖刘之说服王常，拉拢来属于绿林的“下江诸将”，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些人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起事时二十八岁；在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时，方始参与的邓禹二十四岁；另一个在北方投效的将领耿弇才二十一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里起了领导作用，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人。族兄刘玄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的推戴，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