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煤油灯点到第三根灯芯时，人到齐了。

三十几个人挤在原本是格罗夫书房的房间里，坐不下的就靠墙站着。除了委员会成员和各局负责人，还有十多位在起义中表现突出的普通市民——帕维尔也在其中，缩在角落。

谢尔盖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开一个笔记本。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等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才开口：

“今天开会，只有一个主题：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批斗谁，是我们大家一起，想想这些天我们做了什么，做得对不对，有没有忘了本。”

他顿了顿，看向帕维尔：“帕维尔同志，从你开始吧。说说白天的事，你怎么想的，现在又怎么想。”

帕维尔脸涨得通红，在众人的注视下站起来，声音像蚊子哼：“我……我错了。我不该想着占好房子……我就是，就是觉得革命成功了，该过点好日子了……”

“什么样的好日子？”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

说话的是个年轻铁匠，叫伊戈尔，起义时跟着马克西姆一起转动绞盘开城门。他脸上还有煤灰没洗干净，但眼睛很亮。

“我来说说我怎么想的吧。”伊戈尔站起来，不等人点名，“打下纽曼城那天晚上，我巡逻路过橡树街。看着那些空房子，我也想过：要是能住进去多好。有玻璃窗，有地板，冬天不用挨冻。但我马上扇了自己一巴掌——因为我爹说过一句话。”

他环视房间：“我爹是铁匠，我爷爷也是。我爹常说：咱们手艺人，最要紧的是记住自己是谁。你打出一把好刀，可以多收几个钱，但不能因为自己会打刀，就觉得比用刀的人高贵。刀是给人用的，手艺是给人服务的。”

“现在咱们革命了。”伊戈尔的声音提高，“咱们拿着枪，打开了城门，推翻了格罗夫。这是不是就像打出了一把特别好的刀？然后呢？然后我们就该觉得，我们比普通老百姓高贵了？我们就该住进老爷的房子，享受老爷的待遇了？”

他盯着帕维尔，也盯着房间里每一个人：

“那我们和老爷有什么区别？我们打倒了老爷，自己却想当老爷——这不是革命，这是换班！”

这话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激起层层波澜。有人点头，有人沉思，有人羞愧地低下头。

谢尔盖在本子上记录着，等议论声稍歇，才说：“伊戈尔同志说得很好。那我们该怎么办？定个规矩吧。每个人都说说，干部应该是什么样的待遇。”

讨论持续了一个小时。最终形成的意见让谢尔盖都有些意外——比他想得更严格。

“干部住房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家庭平均水平。”一个老纺织女工说，“工人住什么，干部住什么。”

“吃饭一样。”帕维尔闷声道，“不能开小灶。”

“家属不能安排工作，要走正常招工。”教育局的年轻干部补充，“否则就是变相特权。”

“定期公开个人和家庭财产。”叶莲娜提出最关键的一条，“让群众监督。”

谢尔盖一条条记下，最后总结：“好，这就是我们的《干部生活待遇暂行规定》。明天公示，所有人都可以提意见。通过之后，从我开始执行。我住哪里，吃什么，拿多少津贴，全部公开。”

他合上笔记本，但会议还没结束。

“还有一件事。”谢尔盖说，“关于审判。现在城里对怎么审判米哈伊尔，有不同声音。有人认为要公开，有人认为太残忍。大家都说说，我们该怎么向市民解释，为什么要公开审判？”

这次沉默更久。最后是安娜斯塔西娅开口：

“我讲个故事吧。我女儿六岁，围城的时候，她问我：妈妈，为什么老爷们有面包，我们没有？我说：因为面包是他们管的。她又问：那为什么他们不给我们？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抱着手臂，声音有些发抖：

“现在我可以回答了。我要带我女儿去审判现场，让她亲眼看见：那些不给我们面包的人，为什么可以不给我们面包。让她看见，这些人怎么被审判。让她知道，从今往后，如果有人还想把面包只留给自己，会有什么下场。”

“这不是报复。”谢尔盖轻声说，“这是教育。对下一代的教育，也是对所有人的教育。”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人们陆续离开，每个人都若有所思。

谢尔盖最后走出房间，站在总督府——现在是革命委员会办公楼——的台阶上。夜空晴朗，能看见星星。远处的窝棚区还有零星灯火，那是晚归的工人在生火做饭。

他想起维克多离开石鸦镇前说的话：“建设新世界最难的部分，不是拆掉旧房子，是在旧房子的地基上，建起一座完全不同的新房子。而且建房子的人，脑子里还装着旧房子的格局。”

台阶下传来脚步声。叶莲娜走过来，手里拿着今天公开核账的汇总表。

“初步结果出来了。”她说，“三年间，被贪污和倒卖的粮食，至少能让两万人活下来。”

谢尔盖接过表格，就着楼里透出的灯光看。那些数字冰冷，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条命。

“公审那天，”叶莲娜说，“我要把这些数字念出来。一个数字，代表一个饿死的人。让米哈伊尔听着，让所有人都听着。”

“好。”谢尔盖说。

他们并肩站了一会儿。城北传来打铁的声音——那是连夜赶工修复工具的声响。城南隐约有读书声，是扫盲班还没下课。

这座刚刚经历血与火的城市，正在艰难地学习如何呼吸，如何行走，如何记住伤痛又不被伤痛吞噬。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