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我每次从意大利旅行回来，也是这样的心情，而且这一次这种感觉比以往更为强烈。当我到达巴塞尔，却只看到古老沉闷、顽固守旧的生活，它们并没有任何变化，而且也不可改变。我原本欢畅的心情一步一步消退下沉，我习惯了逆来顺受、甘心谦卑同时又气又恼。但是，我在旅途中所获得的某些东西仍有一部分在我的身体里，从此我的小船无论是在清澈的水面上还是在浑浊的污水中漂流时，我都至少要挂上一面明快的彩色小旗，任其大带有挑战意味而大胆地迎风飘扬、充满信心。

在别的方面也是一样，我很多的观点也渐渐地发生了改变。虽然青春华年已逝，自己也日趋成熟，但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关键在于：生活呈现了一段短短的行程，你自己就是一个旅人，这一生游历旅行、最终消失不见，这些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你可以将自己的目光集中在自己的目标之上，实现你最心爱的梦想，但是你永远不要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就在剩下的时光中时不时地放纵一下自己，如果能躺到草丛中，吹一段口哨小曲儿，无牵无挂地享受眼前的快活，不为未来思前顾后，那么因此耽误一天的行程也无须介意。迄今为止，我虽然从未崇拜过查拉图斯特拉，可我实际上是个优越感很强的人，直到现在我也少不了自我崇拜和对下等人的轻视。然而，我渐渐地越来越认识到，固定不变的界线是不存在的：贫穷的、受压迫的、谦卑的人们的生活跟那些出类拔萃的、受到命运垂青的人们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甚至总体来说要比后者更温暖、更真诚、更具有典范性。

除此之外，我回到巴塞尔正是时候，恰巧赶上参加伊丽莎白在她家里举行的第一次社交晚会——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她已经结婚了。旅行归来，我的情绪仍然很好，还对我的旅行充满新鲜感，我的皮肤在旅行途中被晒成健康的古铜色，精神抖擞、心情愉快，沿途各种有趣的奇闻异事就在嘴边，信手拈来。整整一个晚上我都对自己能够在那次迟到的求婚中获得宽恕而暗自欣喜。因为尽管我经历了快乐的意大利之旅，我仍然怀疑女人是不是都要在爱上她们的男人那毫无希望的痛苦中获得残忍的快乐才行。对于这种令人耻辱而且痛苦的状况，我曾在一个五岁小男孩的那里听到一个与之有关的小故事，并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最为鲜活生动的例证。在这个男孩念书的小学里，实行下面所说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习俗。一个男孩子如果太过淘气而犯了大过错，就要遭到惩罚。六名小女孩就会被派去抓住他，强迫不断挣扎的男孩摆出接受体罚必要的姿势。抓住男孩这样的差事被女孩们视为最大的快乐和莫大的特权，所以这个具有虐待性的任务总是留给班里最听话、表现最好的六名女生——她们都作为那一刻的道德模范出场。我经常想起这则滑稽可笑而孩子气的逸事，有时这个体罚的场景竟然会偷偷潜入我的梦中。由此我可以得知，即便是在我梦中的经历，也能体现出一个男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感受是多么的痛苦而绝望。

第七章

我一如既往地对自己写的那些文字没有什么尊敬之情。然而我好歹可以靠这些作品获得的收益为生了，还能存下一点钱，甚至可以时不时地给我父亲寄去一些。他总会兴高采烈地拿着钱去酒馆，在那里为我大唱赞歌，甚至会为我做点什么事作为回报。有一次我告诉过他我大部分的钱是靠给报纸写文章赚来的，所以他以为我是报社编辑或者那种效力于省报的记者。于是，口授了三封信寄给我，汇报了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好让我模仿着写成文章去挣钱。头一封信关于一次谷仓失火，接着一封信讲了两名登山的游客在爬山时出了意外，最后一封他把最近的一次乡长选举的结果发给我。这些信函本身就是用怪腔怪调的小报体表述的但是却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父子俩真正建立友好关系的标志——它们也是多年以来我收到的第一批来自家乡的信。这些信还变成了对我自己随笔涂写的那些文字的无心嘲弄，当真使我阅读之后神清气爽；因为我月复一月评论的那些书，它们的出版就重要性和影响而论，与在农村发生的那些大事相比简直微乎甚微。

当时正好有两本书付梓出版，两书的作者我在苏黎世时就认识，当年他们可是两个感情出乎寻常地丰富而激亢的小青年。现在那两人，一个住在柏林，以擅长描写大都市的色情故事和妓院里的风流韵事而广为人知。另一个在慕尼黑郊外给自己盖了一所奢华的别墅，过起了隐居生活，时而神经兮兮地做自我内省，时而用招魂术为自己带来刺激，在卑鄙与绝望之间恍惚不定。我不得不对这两本书写书评，当然我也对他们开起了无害的玩笑。那个神经衰弱的家伙唯一的回应就是一封充满轻蔑与侮辱的来信——尽管如此，还用一种真正的高贵文风写成。那个柏林人却在一本文学期刊上对我的评论加以诽谤，声称我误解了他真正的意图。他还援引左拉的文学理念，并借着我这篇不识货的评论作为攻击点，不仅骂了我个人，而且将所有瑞士人作为整体评价，说瑞士人自以为是而且平庸无趣。我从来不是过度爱国主义者，但是我觉得这个柏林人做得太过分，所以我又写了一封表达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的信，并且毫不掩饰我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