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热水，然后关起房门，接下来你泡到水里……让你的右手动起来吧！”阿列克萨勃然大怒：“可我是左撇子啊！”

在南斯拉夫，在塞尔维亚，很多人认识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去年6月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两次晚餐之后离开时，就会有人走上前来请求与他合影，他很配合影迷的请求，眼睛友好地看着镜头。今年1月27日，他开车带我们几个人从塞尔维亚的木头村前往波黑塞族共和国的维舍格勒。冬天的树林结满了霜，漫山遍野的灰白色，我们在陈旧的柏油公路上一路向前。来到波黑边境检查站时，一些车辆在排队等待检查，边检人员认真查看坐在车里人的证件和护照，我们的车绕过那些车辆以后放慢速度，库斯图里卡摇下车窗玻璃，对着一位波黑边境的检察官挥挥手，那位检察官看见是库斯图里卡，也挥挥手，我们的车不需要检查证件护照就进入了波黑。

我笑了起来，听到我的笑声后，库斯图里卡的双手在方向盘上做出了演奏的动作，他说：“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边境。”

2018年7月26日

多么不幸

德拉甘·泰奥菲洛维奇之所以被谑称为“泽蔻(1)”——小兔子——是因为他爱吃胡萝卜，但也不只如此。他那双大眼睛能够看到特拉夫尼克城(2)里鲜有人注意到的东西。1976年3月8号，他背倚街灯，远远想不到自己的人生将要面临怎样的转折。就在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11月29号(3)大街上亮起来的霓虹灯时，一个疑问使他愁苦无比：五年来，为什么他的父亲总是记不得3月9号是他的生日呢？他的父亲，斯拉沃·泰奥菲洛维奇，这个因为赖了朋友三十平方米的小石板和十公斤的胶水而“名声在外”的一等上尉，并不知道怎么办！

与他年纪相仿、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孩子们正在踢球，军官们也正为3月8号南斯拉夫人民军(4)之家的舞会做准备。泽蔻把视线从路灯上移开，转而投向十字路口和铁路桥。

“唉，”他心想，“要是我能让3月9号从日历上消失，那我的生活就会轻松多了。”

然而，他的痛苦并不仅限于此。看到小面包包装袋、褶皱的烟盒，还有各种各样的垃圾被人从车窗里抛出来，他感到完全无法忍受。可偏偏这个时候，泽蔻看见一辆菲卡(5)以六十迈开外的速度窜了出来，毋庸置疑，还顺便奉送了一份令人不怎么愉快的“惊喜”。车上的人要么会冲他大骂：“臭基佬，看什么看？！”要么用粗言秽语对他一番狂轰滥炸。车喇叭一阵鸣响之后，从蝴蝶门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手中挥舞着一个空盒子，盒子上面写着“支气管，咽喉的清理工！”

“蠢货，你干吗要弄脏我的地盘？！”

泽蔻一只手狠狠地挥舞着那个盒子追着车跑了一阵儿。这一路上，他还捡了些其他的破烂儿，一并塞进一个大些的箱子里。可是，想起以前也正是在这个十字路口，还遇到过比现在更糟糕的事情，他渐渐平静了下来。

1975年以前，驾驶员西罗，总会开着火车从这铁路桥上经过，他按响火车头的汽笛，排出一股掺杂着煤烟的蒸汽。在风的作用下，一眨眼的工夫，晾晒在周围的衣物又变得脏兮兮的了。特拉夫尼克城的阳台上怎么能是这样的呢！泽蔻不愿接受。还有些日子，就在西罗用烟熏遍整条街的时候，偏偏还有几只手顺着车窗往外扔垃圾！

怎么办？是该下楼去清理街道呢，还是冲到阳台上把晾晒的衣服收进屋子？

泽蔻总能在最糟糕的时候做出最好的选择。

他先丢下垃圾不管，赶忙冲到阳台上把被单和父亲的衬衫都收起来，这样一来，就可以免得母亲白白生气了。而至于街口的清洁问题，则是以后的事。

有的时候，风会让他措手不及，垃圾都被风裹挟到拉萨瓦城里，这让他很抓狂。春天，沿河的树杈上挂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袋，这景象着实令他无法忍受——这总能让他回想起彼得·梅萨瓦兵营的墙，他父亲曾在那儿服役。于是他带着根木棍，冲过去把那些树杈叶簇一顿搅和。那些塑料袋子非但没掉下来，反而被扯得乱七八糟，缠得更紧。于是，他愈发猛烈地一通敲打，直到那些树枝都被打断了。

“如果有人看到我，”他心里思量着，“肯定会把我当成疯子！”

虽然泽蔻的生活是痛苦的，但是也会有甜蜜的部分。还好，他有一位知己可以倾诉衷肠。

泰奥菲洛维奇家住在一栋五层高的公寓楼里，他们家楼下有个地下室。地下室里放着一个废弃的浴缸，里面扑腾着一条鲤鱼，是上尉特意为了十二月的斯拉瓦节(6)买的。浴缸上方的水泥墙上钉着一块小木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多么不幸。”

泽蔻的哥哥戈岚，整天眼巴巴盼望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拿已故的父亲起誓，这让他成了11月29号大街上的红人。要想达成这个愿望，当然得等到斯拉沃上尉过世了。在跟弟弟的对话中，戈岚毫不掩饰这个关于父亲的阴暗念头让他变得有多激愤。

“赶紧断气吧，老东西！”

但是，泽蔻并不像他的哥哥那样暴戾。

“你看，他想得多周到，”他回答道，“刚到三月，他就把十二月要用的鱼搞到手了。多棒啊，不是吗？”

“你可真会说笑……就是因为不要钱，他才弄来的。”

“不要钱……怎么可能？”

“小菜一碟。他和一个士兵的老爹串通好了，让当儿子的回诺维萨特过周末！你，我的小弟弟，真是啥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