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若是中了大诱惑的魔法，就不可救药了。就像李吉一个小小猎户，他的人生活动范围，也就在村庄、山林之间，他的生活经验无非有限的人际交往以及猎兔的知识，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如何能够懂得出首告官本身的利害？如何能够合理评估出首之后史进的愤怒，以及这种愤怒带来的后果？他简直就是财迷了心窍，猪油蒙了心肝。光追逐幻想中的银子，身子跌进了万丈深渊却不知晓。

　　人生而有欲望，因而每一种人都有难过的关口。英雄的生活圈子和经验当然远远超越小小猎户，但他们也会遇到超过其经验的大诱惑，因为英雄也有连理智都把持不住的大欲望。

　　莎士比亚千古不朽的悲剧《麦克白》，所讲述的不就是将军麦克白经受不住巫婆预言的诱惑，而走上弑君叛逆之途的故事吗？古今多少豪杰，不是在石榴裙下抛头洒血，就是在金钱面前败走麦城。这些都是英雄豪杰的大劫。

　　“当领导就别想发财”。当领导不是发财的岗位，就像教师不是看病的岗位一样。要发财，就不要当领导；当领导，就不要想发财；发财与当领导是“犯冲”的。

　　君不见，好多既想当领导又想发财的人最后身败名裂，就是没明白这个道理。正确的态度是：“当领导只想为民。”这不是唱高调，因为当领导干部是个为民的岗位，就像教师是个教书的职业一样，既要爱岗又要敬业。

　　口袋里没钱会苦，存折上没钱会苦，但心里装满钱的人最3.第三道关卡----权关

　　前面讲的色关、金钱关，就是人生最大的两道关卡，尤其是对一个权力场上的人来说。钱财固然是一“关”，权其实也是一“关”。

　　中国是一个十分崇拜权力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人人都想当王的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

　　许多人认为，能在中国当上领导，就等于拥有了一切。你看，为什么考公务员的人是如此之多，不都是为了一个铁饭碗，不都是想当领导吗？！过去，在中国人的眼里，当领导与发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叫“升官发财”。这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只有发财的人才更有可能当领导是正好相反的。

　　由于我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我具有了传统军人的个性，具有刚直不阿的性格。我从部队回到长沙后，按政策可以安排个一官半职，但我却一无所有，做了一个（正团的）一般干部。我能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件事就心满意足了，于是，在地方上我更加没有当领导的瘾了。

　　我这人是从不求人的，更不要说送钱买官了。我一直处于无钱阶级，我的钱都是用来吃饭养家的。我决不会干那些不正当的事。何况，我这种性格的人，直接上级一般来说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也没那个必要搞关系了。

　　我当点小领导，可以说是捡来的。几次都是如此。

　　我在部队任正团职干部多年，但转业到长沙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我是一筹莫展。一起转业的别的军人，都在8月份前后落实了单位，我一直到12月份，才分配到在市检察院担任一名未经人大任命的检察员。当时因为没有通过任何熟人关系进入这个单位，有人问我在部队是当营长还是当连长，我回答别人，我啥职没任过。因为我想过去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无论成功或失败，幸福和痛苦，荣誉与耻辱，特别是地位职权都不能把它当做包袱背在身上，让自己累得趴下。其实轻轻松松做一名普通的干部，面对现实，勤奋学习，执著敬业，也别有风味。

　　在单位，因为我群众关系好，工作上发挥了我在部队的职业特征，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人又好管理，所以，在科室办案半年多之后，我被选举到检察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位子上。到单位一年，根据推荐，我又担任了纪检组长。

　　我当到副检察长也是“捡”来的。1991年，我被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副检察长搁浅后，没有把做领导揽权作为自己的追求，能心态平和，做好自己的工作，在1993年组织上准备将我调任公安局副局长时，换届后的新任检察长认为我能力还行，将我留下，提请人大任命为副检察长。就这样，又捡了个领导。

　　我是对“领导”“权利”已经看开了的人，几十年来组织要我当，要我尽点义务，我会乐意接受，不要我当，我也坦然处之，绝不强求。

　　不过，我对工作是十分负责的。在位期间，我是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的。我在位10多年，没有玩弄权术，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谋财谋物。我是对得起这个职位的，我是没有给这个职位抹黑的。

　　平时，我爱看各种各样的书，我曾经看过关于民国“清白的军阀”段祺瑞的生平逸事，颇有感触。

　　别的且不说，单说在钱财方面，段祺瑞确实做到了清廉。他家的门人从来都不敢向求见者索贿，否则会被枪毙，下属送来的贵重礼品，段祺瑞总是留下其中不值钱的一两件，然后将余下的都退回去。他收到的最重的礼品，是冯玉祥送的一个南瓜，这在当时贪污腐化成风的年代里极为罕见。

　　段祺瑞不爱钱，不爱玩，不爱鸦片，也不爱女人，那么他是木头人吗？他不是，他也有醉心的东西，那就是权术。段祺瑞的一生，是不断地争权的一生，先是逼走黎元洪，独揽大权，后又对曹锟、徐世昌、冯国璋等总统多方挟制，甚至一时曾任“总执政”，民国肇始，百业待兴，段祺瑞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