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自以为是、想当然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克服简单化、“一刀切”，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效率。

　　因此，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然，领导干部的工作做得仔细，还会加大调查研究的作用。有了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了解问题就可以比较深入，这对调查研究也有帮助。

　　第三，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要不怕困难，不怕碰“硬事”，不怕碰“钉子”，敢于介入矛盾，敢于处理棘手问题；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引导群众加倍努力，奋发图强，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

　　第四，当前的调查研究要设法改进手段，更新技术。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了解情况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高级。我们不能死守传统的方法，要敢于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学习和运用现代的科学调查技能，如统计调查、问卷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查研究领域，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规划与优选方法、预测与评价方法、计算机仿真方法等，以便更好地完成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为正确决策提供全面、详尽、可靠的信息和数3.不把有用的人放在身边，必败无疑

　　古人云：“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古人还说：“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不祥”，就是不吉利，有衰亡的征兆。

　　一个国家有人才而不识，识了人才又不用，虽然用了却不让他担当重任，有此“三不祥”，肯定不会兴旺。事实上，不仅国家这样，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都莫不如此。实践证明，事业的兴衰，政权的兴亡，与人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像诸葛亮所总结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对于领导者来说，仅仅确立决策目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要能组织人员来为决策目标的实现而奋斗。因此，知人善任，公道正派地使用人才，就是实现决策目标的组织保障。

　　用人的关键首先就在于识人。纵观历史上重大的阴谋，都是从不识人开始的；考察社会上最大的悲剧都是从用错了人开端的。真可谓：“好在用人坏亦在用人”，“成在识人败也在识人”。

　　识别人才，考核才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很早古人就提出：为治以知人为先。即治理国家以了解、识别人为最首要的事情。可以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知之。这很富有哲理的良言告诉世人，不了解人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因为没有了解人。所以，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识人之前，重在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不细观则不能明识，不明识则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使用起来就越得当。

　　历来人们都认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就是说，帝王的作用，没有比识人更重要的了。

　　汉高祖刘邦在平定天下之后，自己总结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如此，今天概莫能外。刘邦为什么能平天下，靠的就是识人。他知道人有千姿百态，作为统帅，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标准择人、看人、识人；用对人则决胜千里之外，不用人或用错人则被“我”所擒——这是自然规律。

　　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一旦知道和识别到人才，又不及时地推荐和提拔使用，则为失才的表现；同样，一旦了解和识别的人既缺德又缺才，而又不及时地从其现任的位置上撤职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罢免，继续将其留用，这必然是国家之祸，使人民受害，后患无穷。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对识人的重要性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产生了极为相近的一种共识：要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完善，不能不识人。

　　总之，国家兴亡，务在得人、用人。得其人任用之则存，失其人未任用则亡。何患无才，患在不识。

　　知人善用，择贤而任。要做到知人善用，所谓知人，就是考察选准人才；所谓善用，就是正确地使用人才。要做到择贤而任，所谓择贤，就是要选择那些德、才、能三才兼备的善良者；所谓而任，就是将具有德、才、能三才兼备的善良者任用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发挥他们应有的智慧与才能。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考察出一个人的品德如何、能力如何及其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呢？

　　举凡对那些具备了品德高尚、能力突出、学识渊博、交际广泛、目的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