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禁不住各界友人、领导和广大群众的一再相激，在开锅般的掌声中硬着头皮走上了舞台。唱什么呢？分龙节，就唱一支《龙的传人》吧。不论毛南族、壮族、汉族，我们都是东方之龙的后代，都是华夏古国的儿女。我们唱了。我们的嗓音不优美，但我们是用心在唱，我们的心与挤满了礼堂内外的几千颗心，与街头巷尾的几万颗心，跳在了一起。毛南人从不单凭嗓音来评价歌手，这就够了，这就使得我们走下舞台时，掌声依然如沸。

联欢会上有一个节目中，一位记者赞不绝口地说：“毛南山乡，真是山好、水好、人更好！”话语很平常，但要体会得深，就必须去亲近那些山、那些水、那些人。只有做到了心中互有，那才算是真正采到了风。得到群众的故事容易，得到群众的心却不容易。在上南，我们被蚊虫咬出了多少“红痘”，度过了多少湿热的难眠之夜，吃下了多少黄豆、南瓜芽，磨坏了多少鞋子、裤子。群众对我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是他们评价我们“能吃苦”、“有成绩”。总务韦日旺老人给刘晓英敬酒时，称她真不愧是“艺术之母”。这称呼虽然不够恰当，但毛南群众的一片赤诚心意，不是表现得落落分明吗？

唐副书记是海量！酒逢知己千杯少。他这是代表着整个县委、整个县城、整个毛南山乡在与我们北大的学生干杯。每一杯酒都好似酿入了十首毛南民歌，把绵绵不尽的深情厚谊汩汩注人我们的心田。毛南族最重视有文化的人。一般的群众，家里再穷也要让子女上学念书。如今的环江县虽然还是广西的贫困县之一，但毛南族知识分子的比例在各少数民族中却是最高的，他们的汉化程度也是惊人的。走到任何一家的门前，都贴着对联，你却绝对找不到那种“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陈词滥调，写的都是自家的喜庆吉事，语气豪壮，对仗工整，尤为令人赞叹的是居然嵌用了不少比较深雅的典故，我还没有遇见过第二个这样的地方，可惜未能一一抄录下来，其实，这是理所当然要采集的重要民风啊。

可惜，也只能以后补了。而今，我在北京城凉爽的晚风中，手抚中国地图，手指从北京沿京广铁路向下滑，到达广西北部的那一片、那一点，我又开始疑问：我是从那儿回来的吗？我登上过那所中学后面的烈士墓，勇探过修炼山绝壁上的溶洞，在上南赶过三次集，结识了一群小朋友，帮他们劈过柴，请他们带过路，给他们照过相，教他们下过棋，向他们借过书，求他们做过翻译……这一切就要慢慢远去吗？不，不会，每一个画面都像冲洗出来的照片，不会再曝光了。我还会见到那位兼诗人、歌手、故事家于一身的师公的儿子，还会见到那个奖状贴满了一墙的蓝乡长的儿子，还会到那条清澈如弯月的环江，以及这条江所滋润着的那片土地……

读《千古文人侠客梦》

每读陈平原老师的论著，都深深折服于其渊博、机敏、透辟。王瑶先生所倡导的“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在陈老师那里统一得几乎令人嫉妒。但连读两遍《千古文人侠客梦》后，不禁想到一个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千古文人侠客梦》的确写得潇洒纵横，但钦羡之余却分明难以否认，胸中有一种“隔”的感觉，似乎论著与研究对象“盈盈一水间，脉脉不相语”。那仿佛多少已经不是“我的武侠”，“我们的武俠”。论著看上去已经把研究对象剥得一丝不挂、剖得条分缕析，但合起来，却还原不成本来的武侠。如同光凭解剖图还原不成人体，光凭旅游图还原不成古都。这其间的差异在哪儿呢？我以为是：血肉。

当然，学术研究不该以能否“还原”为圭臬，严格地说，根本就“还原”不了。上文的所谓“还原”，是指研究成果与原始对象的同构程度。提到这一点，似乎又是一个“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纠缠不清的话题。但关键在于，《千古文人侠客梦》的作者对自己的研究风格是十分清醒的，而且还不乏自豪和推广之意。陈老师最反对“借学术发牢骚”，这种严谨的学者态度值得牢记。但“牢骚”与“情绪”、与“倾向性”、与“价值判断”等概念是不能画约等号的。所谓客观的研究态度一是不可能完全做到，也不可能有一个绝对标准；二是“在主观意志指导下的客观态度”还能不能算是客观，值得推敲。正像故意要做个“本色演员”却恰恰犯了“本色”的大忌。作者自称“好在这不是一种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也不奢望挤入畅销书排行榜”，诸如此类的话语实际上也仍然是在做某种“姿态”，而且多少也具有作者曾一再表示不喜欢的“表演”性质。一句话，“在论著中保持相对严谨的学术思维”无疑是应该学习和追求的，但如果在面对研究对象的伊始甚至尚未面对之前，就先拉开了一种“客观”、“严谨”的架子这是否是值得广泛推崇的学术研究套路，我以为值得商榷。

雅斯贝尔斯在谈到对哲学的研读时讲过如下一段话：

应该以这种态度去从事阅读，即对作者的信任和对所研究主题的热爱。……唯有让自己完全被感动而进入主要的问题，然后再从其中心出来，才能开始有意义的批判。（8）

我觉得这段话用于文学研究也同样适合。陈老师竭力保持“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客观立场，比之“借学术发牢骚”当然是境界超迈，难能可贵，但实际上还是“手中虽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