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文学的视而不见，完全是政治意识的影响。须知，军事上的沦陷，并不等于文化上的沦陷；文学工作者如果没有殉国或撤离，留下来仍操旧业，也并不等于卖身事敌。关于沦陷区有没有文学，已然不成其为问题。价值如何，则依据目前的研究状况，似尚不宜遽下断语。但肯定存在其特殊价值，是毫无疑义的。其特殊价值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通俗小说的勃兴。

二

通俗小说的勃兴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明显的表现。当然，沦陷区的通俗小说自然有沦陷区的特点。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残山剩水太荒寒，对此茫茫感百端。蒲柳衰资从客笑，桑榆晚景付谁看。萧骚更助风声急，邋遢难随雨点干。且喜小园逃劫外，朝朝修竹报平安。

这是1942年上海的《小说月报》2月号上刊载的一首七律。它十分典型地表达了沦陷区大多数文人的复杂心态。失地千里，只剩下荒寒的残山剩水，面对苍茫大地，抚今追昔，令人百感交集。时局风云变幻，伤心人穷愁潦倒，虽尚能强颜欢笑，但其中却有多少苦涩，只不过聊以自我安慰。明知如此，也只好安于劫后余生的眼前日子，或许只要平安，就存在着希望吧。诗意表面看来是消极苟且，实际上蕴含着深深的忧患和报国无路的感慨。如果遇上盛行文字狱的年月，单看头一联就可以让作者送命。

说是不谈政治，事实上，政治是无处不在的，谁也回避不了，摆脱不掉。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万象》1942年8月号有篇文章这样写道：

“这个年头儿，据说‘哭笑不得但我总认为，与其哭，毋宁笑……”

如果说整个沦陷区文学的状态是“哭笑不得”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先锋文学是在呜呜咽咽地哭，而通俗文学则是在故作开心地笑。其实，这笑也是哭的一种变体，开卷时令人舒眉解颐，掩卷后令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沦陷区的通俗小说，没有直接“与抗战有关”的。但从中时常可以感受到对时局、世态的曲折反映。例如，官方宣传假造出一片“繁荣”气氛，而不少通俗小说却专写大煞风景的并不繁荣之事。老作家顾明道有一篇《冻结西瓜》，写一个名叫云龙的画家与彭家表兄合伙做西瓜生意，结果因天公不作美而大折其本。这个类似今天文人下海、大学教授卖馅饼的故事，与前文所叙的“程小青画例”相映成趣，反映出知识分子不合理的社会地位问题。南方如此，北方亦然。李薰风的《啼笑皆非》，写一个北大毕业的文学士以卖米面谋生并渐渐地发了财，但是却耽误了孩子求学的大好年华。

如果说这样的社会类通俗小说充其量只是给社会“抹黑”，针对性并不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武侠侦探等其他类的通俗小说中，攻击性有时就比较显露了。如顾明道的武侠小说，旨在“壮国人之气”、“为祖国争光”（33），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程小青和孙了红的侦探小说则尖锐地披露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黑暗现实。包天笑有一篇《两性王国》，是寄寓了反战意识的和平寓言。

不过，更大量的通俗小说，其“思想意义”是淡化的，只能在总体上领悟出是一种政治高压之下苦闷的移情。单纯从政治语境去看待通俗小说肯定会挂一漏万。沦陷并不能改变一切，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是具有连续性普遍性和超越性的。通俗小说比起先锋小说来，更能保持这样的稳定状态，因为它在极大程度上所依赖的是市场，是经济。京、津、沪、宁、汉等地区并未因沦陷而丧失其经济中心地位，相对依然活跃的市场经济保证了通俗文学的销路。1943年5月号的《小说月报》上谭正壁的《忆苏州》开头写道：

听说最近的苏州，比了过去还要繁荣，这自然是个人间可喜的消息。天堂不但没有沦为地狱，而且比过去的天堂还要美丽，这在人类贪图苟安的享乐的心理上，自然会感到十分的欣慰与愉快的。而且还听说那里的米价很贱，生活程度要比上海低得多……

相对国统区和解放区来说，沦陷区的民众虽然遭受着异族统治者的无情搜刮剥削，但那里多年形成的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保证了其日常生活的相对宽裕。当时销售量较大的通俗刊物便是以这些民众为衣食父母的。上海《万象》杂志1942年10月号上主编陈蝶衣撰文说：

《万象》自出版到现在，虽然还只有短短的一年余历史，但拥有的读者不仅遍于知识阶层，同时在街头的版夫走卒们手里，也常常可以发现《万象》的踪迹，这可以证明《万象》在目下，已经成为大众化的读物。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中，我们还能栖息在这比较安全的上海，在文艺的园地里培植一些小花草，以点缀'安慰急遽慌乱的人生，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幸运。

从这里可以看出，拥有广大的各阶层读者的文学形式不能不把“点缀、安慰”人生作为一项主旨。

作为安慰人生的主要工具，武侠小说在沦陷区得到了空前的兴盛。从东北到华北、华东各地的刊物都争相连载武侠小说。在王海林所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认为20~40年代是中国武侠小说的第三次浪潮，“发端于二十年代，盛极于三十年代，衰落于四十年代”。这里的“盛极”一段，其中沦陷区部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所谓武侠五大家中，除“南向北赵”外，顾明道、白羽、还珠楼主，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