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夸大其有益部分。国民党禁演《雷雨》，“文革”期间批判《雷雨》就证明了这一点。

本文以上沿着《雷雨》的演出史架设了十几处观测点。归纳起来可以看出，严格按照曹禺原意演出的根本没有。在东京首演之前，曾经试图按照原作排演过。从演员表可以看出是排过序幕和尾声的。这是唯一的一次。另一次企图实现作者原意的是1982年天津人艺丁小平导演的《雷雨》。可惜，这样的尝试，在中国社会里并不受欢迎。

第二种不被欢迎的处理方式即是把《雷雨》当作阶级斗争的活教材。譬如1959年京沪两地的演出以及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戏剧学院的演出。这说明过于违背作品的本意也是不得人心的。

除去这两种不受欢迎的处理方式外，《雷雨》受欢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解放前中旅的“唯艺术”型。它重视情节上的扣人心弦和戏剧冲突的悲剧效果，重视演员个人技能的发挥，也兼顾作品的思想内容，所以，它征服并造就了整整一代中国的话剧观众。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一次演出，农民冒雪来看。（58）其实《雷雨》的思想内涵农民何曾关心，他们要看的还是“戏”，是情节。

另一种大受欢迎的方式是建国后以北京人艺为代表的“反封建”型。它以1954年首演和1979年重演形成两次高潮。应该注意到，在这两个时期，《雷雨》都是作为第一个传统经典话剧被上演的。上演它起到了“用典”的效果，而它所担负的意识形态任务都是反封建、解放思想。由此可见反封建是我国社会的一项多么漫长而艰巨的事业。

较具独特意味儿的是1989年北京人艺第四次排演的《雷雨》。这次成功的演出在《雷雨》演出史上的地位须由后人来界定了，但它肯定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这又一次证明了接受美学大师姚斯的论断：“艺术作品的本质建立在其历史性上，亦即建立在从它不断与大众对话产生的效果上；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能在问题与答案的辩证关系上加以把握。”（59）

《雷雨》与我们社会的辩证关系已然有了一个相当丰富的历史，这个历史还会开动着自己的铺路机，继续延伸下去。

（本文发表于《史学作家》）

《青楼文化》序：青衫磊落险峰行

纵使時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山中留客》

青楼也是一种文化？青楼亦有文化乎？

提笔伊始，便觉出面前是座险峰。仿佛面对的不是青楼，而是青锋宝剑。白话小说中不是常有一句口头禅吗？“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尽管那些小说把二八佳人描绘得妖媚艳冶，但结论却往往是告诫读者离那些佳人远点。一般的佳人都要远离，何况青楼中不一般的佳人呢？中国有个十分英明的传统，即把一切倒霉之事都推到女人身上：褒姒灭夏，妲己亡商，夫差因西施而丧国，董卓由貂蝉而送命，至于杨贵妃，更是毁了唐明皇李三儿的铁桶江山，所谓红颜祸水是也。那么青楼则正是红颜的展销会，祸水的拍卖厅，罪莫大焉，岂能为之树碑立传，旌表其所谓文化乎？

其实，描写青楼人物，表现青楼生活之作，历来史不绝书。或则怀着深深的人道主义精神，呼喊着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灵魂的不幸；或则抱着搜奇猎艳的闲适态度，欣赏着青楼中五花八门的西洋景。但真正能够平心静气地面对青楼世界，把它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宏大系统中进行观察探究，却是很晚才出现的。这一是出于人们对青楼的心理恐惧，二是出于人们对青楼的心理蔑视，以至于忽略了青楼蕴含着巨大文化意义的可能，或者仅仅视之为文化边缘地带的残花败柳。殊不知，文化是无所不在的，而且，“道之所在，每况愈下”。像青楼这等似乎最为人们不齿的“下九流”社会场所，恰恰汇聚了社会文化五光十色的各个侧面。孟子曰：“食色，性也。”即便把“色”仅仅视为人的一种精神生活，它也是与“食”平起平坐的人类的头等大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布衣黔首，谁能与“色”绝缘？围绕一个“色”字，人类演出了多少感天动地、鬼泣神惊的悲剧、喜剧、悲喜剧！文化的金字塔至少有一半奠基于这块不朽的基石。因此，完全有理由说，青楼与“色”的关系有多深，青楼与文化的关系就有多深。研究中国文化而企图绕开青楼，或者谈论青楼而不涉及文化，就如同人庙而不访僧，登舟而不问水，至少可说是三分迂阔也。金庸《鹿鼎记》中有个出身扬州妓院的无赖小儿——韦小宝，在他眼中看来，天下无往而非妓院，就连到了皇宫内禁，他也感叹：好大一座院子，不知得有多少姑娘！韦小宝看似无知的胡说八道，不是恰恰道破了事物的本质，说穿了皇宫内院其实就是一座最特殊、最高级的青楼妓院吗？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皇宫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浓缩，那么青楼中所浓缩的中国文化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文化积淀的浓度上讲，李师师的意义未必逊于宋徽宗赵倍，陈圆圆的作用恐怕也不亚于闯王李自成和平西王吴三桂。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本书在“青楼”卧榻之侧，纵容“文化”酣眠的意旨，才能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青楼文化。不论“眼中有妓，心中无妓”也好，“眼中无妓，心中有妓”也罢，总之，青楼是文化，青楼有文化确乎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是需要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