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对“左”仍心有余悸也未可知。其实，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文类是无关的。通俗文学有大量的粗制滥造及诲淫诲盗之作，新文学、纯文学又何尝没有？“严肃文学”未必“严肃”，纯文学往往十分“不纯”。即以被某些学者捧上天的沈从文而论，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平均水平以下的，约有五分之一的作品不过是中学生作文水准。如果以“纯技术”角度来讲，写新文学作品好比“画鬼”，谁都能写，谁都敢写。而写通俗文学好比“画虎”，没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是写不出来的。正如许多骗子诗人都会写“朦胧诗”，却不写七律，但他们却一口咬定“朦胧诗”高雅，是纯文学，而七律则是陈腐的旧文学、俗文学。

谈到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许多学者不免都有一块心病，以为“通俗小说大体上都是这样”，比纯文学“慢了半个节拍”，是不断学习纯文学，亦步亦趋地向前的。（61）文学史告诉我们，事实要复杂得多。在更多的情况下，不是纯文学带动俗文学，而是俗文学带动纯文学发展的。即以20世纪而言，五四新文学的最大特色固然是域外因素，但其情节模式和故事母题往往就来自于鸳鸯蝴蝶派。茅盾第一篇小说《幻灭》的主人公在爱情乏味后前去参加南昌起义，正是鸳蝴派典型的“爱情破灭——参加革命——战死武昌城下”的模式。这个模式在30年代的“革命加恋爱”的普罗小说中被发挥到泛滥的程度。多角恋爱、城乡文明冲突等也是新文学最爱借用的旧派拿手节目。至于写“人生或一断面”的小说结构方式和使用白话等，也均非新文学的专利，通俗小说早已实验了多年。通俗文学的商业化倾向固然使其有模式化的一面。但另一面它又具有游戏性，游戏便促使它进行形式上的种种探索和创新，这些都是今日的学者们所根本忽视的。

说到五四新文学的先锋姿态，其实也只不过持续了十几年。从30年代以后，新文学渐渐中止了它的探索性，反过头来，开始在通俗文学的“镜像”中深省自身的荒谬。这种深省是否合理我们不作评论，但毕竟到了40年代，出现了雅俗合流的复杂文化景观，通俗小说水平大长，而新文学却停留在30年代的“现实主义"模式上。此后的几十年内，在“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总体原则下，中国文学全面通俗化，造成了当代文学的主旋律和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而这并非是通俗文学的幸事。80年代的先锋文学持续的时间还不如五四时期长，就迅速被淹没在90年代商业大潮的滔天巨浪中了。

所以，不研究、不强调通俗文学的艺术价值，就无以深入研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