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也知此举无用，但仍压不住一吐为快之念，故而有时难免言过其实，未曾考虑投鼠忌器，也就不惜殃及池鱼。

搁笔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对青楼文化的了解甚为肤浅。许多与青楼文化关系密切的问题，由于信心不足，本书都回避了。例如男妓问题，就是其一。中国的男妓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就有“分桃之爱”、“龙阳之好”，后世更有“断袖之癖”，狎娈之风。而中国的男妓与西方的同性恋是有很大不同的。清朝的青楼中，专门设有“相公窑子”，就是男妓院。一般的男妓接待的客人也是男性，另外还有一些男妓充当豪门女性的面首，例如唐朝的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上官婉儿，都广置面首，不亚于男性君王的三宫六院。汉代的赵飞燕则每天要弄来十多名男子通奸，无怪后人有“脏唐烂汉”之说。

性病问题也是与青楼文化有关的。有文章说现代的性病是明清之际由外国人首先传入中国的青楼的。这是一个科学性很强的问题，虽然在今天仍很重要，但既然谈不好，也就不如不谈。

生育问题、房中术问题、太监问题，都与青楼文化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由于与上述同样的原因，只好置之不论。

因此，只能说，本书仅仅是了解青楼文化的开始。读者欲作深一步探索，可去选读较为专门的著作，例如本书的参考书目所列的即可。

本书序中曾表明过一种“关怀”的态度。这种关怀使写作不能处于真正的心平气和状态。尽管掺入了许多调侃，保持了许多超然，但面对青楼这一人世间最为悲剧的客体，哪一个主体能做到“心静自然凉”呢？恩格斯指出过，卖淫制度使不幸的妇女处于双重的矛盾地位，她们既是被害者，又是堕落者。我们很同情她们的被害，但又不能不恨她们的堕落。

本书在记述古代青楼时，也许同情相对多些，那是因为当代的妓女和准妓女们实在自甘堕落的太多了。曾听老同学说，从前班上的某某女生如今以出人高级宾馆为生。闻此言后，再不参加那个班集体的聚会，宁愿保持从前留在脑海中的纯真印象。又曾向一位专傍各路大款的“校花”请教过为生之道，她说：“我就是好吃懒做，他们愿意伺候我，愿意给我钱，不要白不要，我又没损失什么！”这话令人想起陈白露。但翻开《日出》，陈白露却有这样一段话：

我没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我最宝责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

陈白露的灵魂还没有完全染黑，她还有着清醒的价值观、是非观。而今日在电视广告里长大的女孩子们，什么叫价值，什么叫是非，有人能给她们讲明白吗？她们能信吗？她们即使信了，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能指责电视广告是“诲淫”，但在一个充满金钱、商品的社会里，唤醒少数的女孩子，使她们处于矛盾痛苦之中，究竟利弊如何呢？也许在道德之舟下沉之际，能救出几个算几个，用以作为道德复兴的基础。但谁又能保证这种“拯救”不会被看做自以为是、多管闲事呢？谁又能保证这种唤醒和拯救不是在阻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呢？有一位善良而软弱的母亲责骂女儿竟同时与好几位“男朋友”保持同居关系，女儿反唇相讥道：“你懂什么？这是一种现象！这叫情人，你懂么？时代进步了，你懂么？你年轻时没赶上，嫉妒了，是不是？现在也还来得及，懂么？”历史是常常跟人开玩笑的，我们今天义正词严声讨的，没准儿一百年后竟能够写入宪法。米兰·昆德拉最爱引用一句西方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我们不能因为害怕上帝的嘲笑就停止思考。一百年后的道德观也不应该提前成为今天的紧箍咒。只要是不利于今天人类的身心健康、生活美满、精神高尚的东西，我们该声讨的，就决不能姑息。今日卖淫嫖娼的泛滥并不可怕，有朝一日再次青楼遍地也不必莫名惊诧，值得担忧的是整个社会的女人都向妓女看齐，而妓女又“惟肉是卖”，那样的话，恐怕离末日审判也就不远了。

唯一的愿望是，本书的价值判断完全错误。那，将是人类之大幸也！

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

南京出版社郑重推出一套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它一方面显示了范伯群教授所挂帅的课题组十余年来攻坚不辍的可贵战果；另一方面可能预示着一个通俗文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新时期现当代文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重写文学史”的工作。中国现代文学30年，由一部革命文学史、无产阶级文学史，被改写成一部启蒙文学史、“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史。然而，正像有人不无戏谑地讥其为“翻烙饼”一样，这种改写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原有系统内部中心子系统与边缘子系统的“位移”。整个系统的“法人地位”并未动摇，所争不过是对“五四”遗产的嫡亲继承权与阐释权。所有重新发掘和大肆夸张渲染的文学史实，都在“当代性”的点金术下变成一种功利性极强的“力证”。于是出现了钱钟书神话、沈从文神话、丁玲神话……这样的文学史，尽管自有其时代价值，但与人们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