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个巧合；这种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不公开使用他的阿尔法罗密欧车，并且公开用杜根的名字登记入住酒店。这样的话，他肯定迟早会被发现。而第二种情况是，他决定把车扔在什么地方，放弃使用它，只依靠自己。这种情况下，又有两种可能。

“他也许没有其他可靠的假身份了，因此他由于无法在酒店住宿而不可能走得太远，或者他正试图穿越某个边境哨所逃出法国。又或者，他有另外的身份，而且已经换用了那个身份。这种情况下，他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高度危险的。”

“是什么让你认为他可能有另外的身份呢？”罗兰上校问道。

“我们必须这样假设，”勒贝尔说，“显然‘秘密军组织’花了一大笔钱雇他来进行此次刺杀，这个人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职业刺客之一。这就意味着，他是有经验的。他努力不引起官方的怀疑，不进入所有警察的官方档案。他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就是化名易容进行刺杀。换句话说，他也是个易容的行家。

“通过两张照片的比较我们得知，这个凯斯洛普能够通过在鞋跟中做手脚来增加身高，减少体重瘦身，用隐形眼镜改变眼睛颜色，染发改变头发颜色，最终变成了杜根。如果他能变一次，我们就不得不假定他能再变一次。”

“但是没有理由假定他会怀疑自己在接近总统之前暴露身份，”圣克莱尔反对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费尽心机地提前准备一个或者几个假身份呢？”

“因为，”勒贝尔说道，“他显然已经费尽心机地准备了。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捉到他了。”

“我在从英国警方传来的凯斯洛普的档案里发现，战后他曾在伞兵部队服役。也许他现在正在利用自己的这段经历在深山老林里藏着，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呢。”马克思?费尔内说道。

“也许是的。”勒贝尔表示同意。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就已不再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了。”

勒贝尔考虑了一会儿。

“就这个人而言，在把他逮捕入狱之前，我都不敢这么说。”

“或是死去之前。”罗兰说道。

“他要是机灵点儿，就会努力在他还活着的时候逃离法国。”圣克莱尔说道。

会议说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真希望我能那样指望，”回到办公室后，勒贝尔对卡伦说，“但就我目前所知，他活着，活得好好的，自由自在，而且随身携带着武器。我们一直在找他和那辆车。他有三件行李，带着这些他不可能徒步走太远。要找到那辆车，我们就从这里着手吧。”

他们要抓的这个人这会儿正在克雷兹心脏地区的一座庄园里，就躺在新换的亚麻布床单上。他刚刚洗了澡，通体舒泰，吃了一顿颇具乡村风味的馅饼和罐烧兔肉，喝了些烈性红酒、黑咖啡和白兰地。他望着天花板上镀金的花纹，盘算着在他执行巴黎任务之前的这些日子。他想，一周后他就得走；那时候离开可能会有点儿难。但是还是能做到的。他得想出一个离开的理由。

门开了，男爵夫人走了进来。她的头发垂在肩上，穿着一件睡衣，领口系着缎带，但前襟却是敞开的。她走动时衣襟微微扬起，可以隐约看出除了午餐时穿的袜子和宫廷高跟鞋外，里面什么也没穿。她关上门，走到床边。豺狼用一个胳膊肘支起身子。

她默默地俯视着他。豺狼抬手解开她颈部系着睡衣的丝带，伸手扯落她肩上镶着蕾丝的睡衣。睡衣无声无息地落在了地板上。

接连三天，勒贝尔的追踪毫无结果。每晚的例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豺狼已经夹着尾巴秘密逃离法国了。到十九号晚上开会时，只有他一个人仍然坚持认为这个杀手还藏在法国的什么地方，只是暂时偃旗息鼓，静静等待着。

“他能等什么呢？”这天晚上，圣克莱尔叫道，“如果他还在这里的话，他唯一能等的，就是一个冲出边境的机会。他一现形我们就能抓到他。如果你那个关于他和‘秘密军组织’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完全没有联系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他在法国根本没有朋友，无处可逃，也没人收留他。”

会议桌周围响起一片低声的赞同，大多数与会者都开始确信他们的看法：警方已经失败了。布维埃原来认为寻找这个杀手纯粹是侦探的工作，这个观点也错了。

勒贝尔不断地摇着头。他很累，精疲力竭，这是由于他缺乏睡眠，由于紧张忧虑，还由于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同事免受这些与会者不断的攻击——他们的攻击并不是出于经验，而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完全明白，如果他错了，他就完了。围坐在桌边的人中，有些人也清楚这一点。但如果他是对的呢？如果豺狼仍在盯着总统；如果他溜过防护网，靠近了他的猎物，那么这些围桌而坐的人肯定会竭力找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就是他。不管怎么说，他漫长的警察生涯即将终结了。除非……他能找到这个人，阻止他。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只得承认他是对的。但他没有证据，只有一个他难以言表的古怪信念——他在追踪的这个人也同样是一个专业人士。这个人会执着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无论那是什么。

自从这件事情落在他肩上之后，八天来，虽然极不情愿，但他对这个沉默的、不可预知的枪手，的确日益钦佩。这个人似乎把每件事都计划得十分周详，甚至包括意外事件的计划。如果他在这些政客面前承认他的这种感情，那他的职业生涯就全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