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个阴霾多云的日子。殡仪馆的人在昨夜执行完了他们的任务，把尸体裹在一块包尸布里，尽管有人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包尸布却要最后证明他们生前所享受的奢侈。这块包尸布是瓦朗蒂娜在半月以前刚买的一块质地极好的麻布衣料。那天晚上，收尸的人把诺梯瓦埃从瓦朗蒂娜的房间搬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要他离开他的孩子并没怎么费事。布沙尼长老一直守候到天亮，然后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径自离开了。阿夫里尼是早晨八点钟左右回来的。他在到诺瓦梯埃房间去的路上遇到维尔福，他们去看老人睡得如何。令他们惊奇的是老人在一张大圈椅里，睡得正香，他面色平静，脸带微笑。

“瞧，”阿夫里尼对维尔福说，“上帝知道如此来抚慰人的悲伤。有谁能说诺瓦梯埃先生不爱他的孩子？可是他照样睡着了。”

“是的，您说得很对，”维尔福神色惊奇地回答说，“他真的睡着了！这真奇怪，因为以前最轻微的骚扰就会使他整夜睡不着。”

“悲哀使他麻木了。”阿夫里尼回答，他们深思着回到检察官的书房。

“看，我没有睡过，”维尔福指着他那张根本没动过的床说，“悲哀并没有使我麻木。我有两夜没有睡了，看看我的书桌。我在这两天两夜里面写了很多东西。我写满了那些纸，已写好了控告凶手贝尼代托的起诉状。噢，工作！工作！工作是我的热情，让我愉快，让我喜悦！工作减轻我的悲伤！”他用痉挛的手握住阿夫里尼的手。

“您现在需要我帮忙吗？”阿夫里尼问。

“不，”维尔福说，请你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回来，到十二点，那——那——噢，天哪！我那可怜的，可怜的孩子！”检察官的铁石心肠也变软了，他抬起头向上望着呻吟起来。

“您想到客厅里去接待来客吗？”

“不，我的一个堂弟代我担任了这种伤心的职责。我要工作，医生，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就忘掉一切悲伤了。”的确，医生一离开书房，维尔福便又专心致志地工作起来。

阿夫里尼在大门口恰好遇见维尔福的堂弟，此人在我们的故事里正如在他这个家族一样，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是那生来就供人差遣的角色。他很守时，穿着黑衣服，手臂上缠着黑纱，带着一副根据情况需要而随时可以变化的面孔去见他的堂兄。到十二点钟，丧车驶进铺着石板的院子圣·奥诺路上挤满了游手好闲的人，这些人对节日有钱人家的丧事就如同节日一样感兴趣，他们象去看一次大出丧同看一位公爵小姐的婚礼一样热烈。客厅被人挤满了，我们的几位老朋友都已经来到，先前是德布雷、夏多·勒诺和波尚，然后是当时司法界、文学界和军界的领袖人物；因为维尔福先生是巴黎社会中的第一流人物，——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个人才干的力量。

他那位堂弟站在门口接待宾客，他无动于衷，并没有象一位父亲，一位兄长，一个爱人那样哀伤或者勉强挤出几滴眼泪。

这使宾客们感到很轻松，那些相识的人便组成了小团体。其中有一个小团体是由德布雷、夏多·勒诺和波尚组成的。

“可怜的姑娘！”德布雷说，象其他来宾一样，他也对这位年轻姑娘的死言不由衷地说了几句，——“可怜的姑娘，这样年轻，这样有钱，这样漂亮！夏多·勒诺，当我们——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呀？三个星期，也许最多一个月以前吧——我们不是在这儿参加那次并没有签订成功的婚约仪式的吗？那时你会想到发生这样的事吗？”

“的确想不到。”夏多·勒诺说。

“你认识她吗？”

“我在马尔塞夫夫人家里见过她一两次，不过我觉得她很可爱，当时她有点儿抑郁。她的继母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她去陪伴接待我们的那位先生的太太去了。”

“他是谁？”

“哪一位？”

“那个接待我们的人。他是议员吗？”

“噢，不，那些议员我每天都见过，”波尚说，“他的面孔我却不认识。”

“这件丧事有没有登报？”

“报纸上提及过，但文章不是我写的。真的，我不知道维尔福先生看了那篇文章是否会很高兴，因为它说，如果那接连四次死亡事件不是发生在检察官的家里，他对这件事情就感到有特别大的兴趣了。”

“可是，”夏多·勒诺说，“为家母看病的阿夫里尼医生却说维尔福情绪非常沮丧。你在找谁呀，德布雷？”

“我在找基督山伯爵。”德布雷道。

“我的银行家？他的银行家是腾格拉尔，是不是？”夏多·勒诺问德布雷。

“我相信是的，”那秘书带着略微有些尴尬地回答。“但这儿不仅只少基督山一个人，我也没有看见莫雷尔。”

“莫雷尔！他们认识他吗？”夏多·勒诺问。

“我记得别人只给他介绍过维尔福夫人。”

“可是，他是应该这儿来的呀，”德布雷说。“今天晚上我们谈论些什么？谈论这件到事件，这是今天的新闻。但是，不要再说了，我们的司法部长来了。他一定得对那个哭哭啼啼的堂弟说几句话。”于是那三个青年赶紧揍过去听。

波尚说的是实话。在他来参加丧礼的途中，他曾遇见过基督山，后者正在朝安顿大马路腾格拉尔先生的府上那个方向驶去。那银行家看见伯爵的马车驶进前院，带着一个伤心但又殷勤的微笑出来迎接他。“噢，”他把手伸给基督山说，“我想您是来向我表示同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