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一日，刚刚登上皇位两个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敲打太监。他发布上谕，提及雍正时期，一些太监不遵守既定礼制，妄自尊大。他举例说，雍正驾前的四品太监苏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面前，或半跪请安，或执手问询，甚至与庄亲王并坐接谈，毫无礼节”，“前朕与和亲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礼时，值苏培盛等在彼饮食，伊等不但不行回避，且复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贪其口腹，与之同餐者。朕躬后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复在九州清宴用饭。”

　　乾隆在这道上谕中严厉地说：“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尔等当自揣分量，敬谨小心，常怀畏惧，庶几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后尔太监等各自凛遵制度，恪守名分……寻常以公事接见王公大臣时，礼貌必恭，言语必谨，不可稍涉骄纵，以失尊卑大体。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许被詈之人，即行重责。至接奉内廷阿哥等事件，必当庄重敬谨，不可曲意顺从。”（《清高宗实录》）

　　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为有效管理太监，乾隆总结了积累近百年的管理经验，下令编纂“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除了详细规定太监的等级、职掌和待遇外，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根据这个条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酗酒闹事、聚众赌博以及不慎火烛、大声喧哗、贪睡误班、失误损物直至请假逾期、当班迟到，都要被体罚重责，从二十板到六十板不等。太监稍有小错，经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虽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与许多太监建立了不错的个人关系，但是太监一旦犯错，他决不宽假。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换夏衣时，由于太监未曾认真检查，被藏在袖口处的一根缝衣针划了一下手臂，于是龙颜大怒，立将太监张玉、蔡勋枷号一个月、鞭一百，刑满之后罚做苦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个夜晚，皇帝在睡梦中醒来询问时刻，发现在寝宫内值夜坐更的小太监常宁、霍集撒徕由于困倦正在打瞌睡，立即下令将他们拖出去重责四十板。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对于太监干政的苗头，乾隆打击起来更是毫不手软。乾隆三十九（1774年）年，奏事处太监高云从向当朝大臣们泄露了职官任免档案，乾隆皇帝异常震怒，牵涉此案的大学士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严厉申斥，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赐棨、吴坛受到了革职处分，而太监高云从则立即被处斩。

　　由于时刻提防，坚持不懈，所以终乾隆朝六十年，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权构成任何干扰和威胁。

　　二 驭臣之术

　　相对以上几种政治势力，防范权臣和朋党的难度更大。因为皇帝行政，离得开家人亲戚和太监，却离不开大臣。乾隆年间，全国约有两万名文官，七万名武官。管理和操纵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绝大的难题。

　　只有亲自坐到皇帝宝座上，你才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人为了这个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巅的感觉是语言无法形容的，那几乎就是成为上帝的感觉。从父亲咽气的那一刻起，乾隆就发觉周围所有官员面对他时的神情都变了。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脸上散发出特殊的光辉，让他们睁不开眼睛。他明白这是因为从那一刻起，他手里握住了他们的一切：从官爵荣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们的“主子”，他和他们的关系，就是主人和狗的关系。

　　正如戴逸先生所说的那样：“新皇帝一旦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力，他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旋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晕眼花。”（《乾隆帝及时代》）

　　乾隆没有头晕眼花。他深知，这些官员绝对不像狗那样忠诚和简单。这些在宦海惊涛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成功者，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驯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野心、欲望和算计。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敌。历代王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起义者，不是异族，不是灾荒，而是官僚集团。中国历史上寿命较长的大王朝，几乎无一例外地丧命于这些衣冠楚楚、举止高雅的人之手。

　　这话听起来骇人听闻，事实上却千真万确。作为个体，再狡猾、再有实力的官员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对手。但是，一旦这些官员结合成官僚集团，形势就发生了逆转。本来，官僚体系是皇帝亲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一旦建立和运转起来，它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的庞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关切。就像弗兰肯斯坦似的怪物，虽然是主人所创造，却非主人所能控制。

　　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