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奉旨准行。

　　同年八月，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以上诸案，经过审实，与宗教和起义无关，乾隆仍然不放过。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度防御，背后仍然有其他策略考虑。对乾隆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制造恐怖，恫吓“愚民”，“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钱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一味地迷信打压和控制的统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惩罚，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朝。

　　三 消灭记忆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县衙门口，一个目露凶光的中年人，挟着一本厚厚的大书来告状。

　　告状人叫王泷南，是当地著名的“光棍”，平时横行乡里，恶名远扬。他所挟的书叫《字贯》，是乡间举人王锡侯新编的一本字典。他禀告县令说，这本书“狂妄悖逆”，十分反动，应该严厉法办。

　　县令和王泷南没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锡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县令接过书，粗粗翻了一遍，皱着眉头问：“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罢了，有什么悖逆之处？”

　　王泷南跪行几步，上前指着这本书的序：“请看这几句。”

　　县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锡侯在自序中写道，《康熙字典》的检索方式有问题：“《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说，《康熙字典》排序，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查起来很不方便。他的这部《字贯》，则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同义之字，贯穿一处，便于查找。

　　县令仍然大惑不解：“这有何悖逆？”

　　王泷南急急地说：“《康熙字典》乃是圣祖皇帝御制，王锡侯胆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不如他的好，这不是大逆是什么？”

　　县令哑然失笑：“哦，原来如此！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刚说完，县令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妥。他眼睛一转，脸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不过既然你这么说，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给你报到巡抚大人处。”

　　乾隆中期的官员们，对文字之案，一律宁左勿右。他们素知皇帝对文字问题看得极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江西巡抚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文字之案”向来十分积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国开始推行“查办禁书运动”，大多数省份表现不力，查出的禁书数量寥寥。江西却成绩突出，在海成的紧抓之下，两年间查出“不法”禁书八千余部，列全国之首。

　　虽然对文字习惯于鸡蛋里挑骨头，海成也觉得《字贯》算不上什么大案。王锡侯说的这句话，顶多算得上“狂妄”，怎么能称“悖逆”？不过事关文字，最为细小也要直接上达天听。他把案子的原委写成一道详细的汇报，说这句序言毕竟语气狂妄，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以便审拟定罪，当否，请皇帝批示。

　　海成觉得自己够小心谨慎的了，他哪里能料到，这道奏折居然威胁到了他的性命。

　　奏折加上样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书房。这两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战争进行多年，去年才勉强惨胜，大丢朝廷的面子。今年年初，皇太后去世，孝心极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别是推进“禁书运动”两年多，各地督抚毫不用心，进展十分缓慢，令皇帝一筹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这本字典，读了读序文，感觉所谓“悖逆之处”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漫不经心地读到第十页，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须眉皆立，满面涨红，提笔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

　　究竟什么事，让皇帝如此动怒呢？原来在第十页上，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避讳”，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烨”“胤禛”和“弘历”六个字写了出来，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个笔画，或者改用其他字，否则便犯了“讳”。

　　这本是一片好心，心绪不佳的皇帝读起来却十分触目。在传统社会，尊长的名字是不许直接叫的。美国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亲汤姆或者彼德，而在过去的中国，儿子直呼老子的名字，却是滔天之罪。皇帝因此跳起脚来大骂海成，说《字贯》的“大逆”开卷即见，海成竟然说“无悖逆之词”，可见工作是多么不认真，对皇帝是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