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纸张已经被雨水浸湿边缘，但字迹还清晰可辨。

围坐的几人都是当地党组织的骨干，有橡胶工人、小学教师，还有一位是附近村庄的农民代表。

阮文涛压低声音念道：“……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工农群众，揭露法国殖民者和封建地主的剥削，组织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采取隐蔽、分散、灵活的方式，避免过早暴露……”

“又是‘经济斗争’。”一个满脸风霜的橡胶工人嘟囔道，“我们已经组织了三次要求提高计件工资的请愿，法国工头每次都答应‘向上反映’，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上次我们还被警察抓走了三个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月才放出来。”

“北边的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能急躁。”阮文涛平静地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有二十万军队，还有外籍兵团和本地伪军。如果我们现在就发动武装起义，无异于以卵击石。我们要学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地削弱他们。”

他展开文件的第二页：“这次北边转来了一些经验，是南方军委在缅甸和暹罗组织群众运动的做法。比如，他们建议我们可以组织‘互助会’，表面上是工人之间互相借钱应急、帮忙照看生病家人，实际上可以成为我们联系群众的纽带。还有，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开展工作——比如成立‘读书会’，名义上是学习法文和越南文，实际上传播进步思想；或者组织‘体育协会’，通过足球、武术等活动团结年轻人。”

“这些都需要钱。”小学教师插话道，“租场地、买书、印材料，都要钱。我们大多数同志连饭都吃不饱。”

阮文涛点点头，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叠法属印度支那皮阿斯特纸币，还有少量美元。

“北边的同志支援了我们一些经费。”他说，“虽然不多，但能解决燃眉之急。另外，他们还转来了一些南方军委提供的建议，关于如何在不引起殖民当局注意的情况下筹集资金——比如组织工人合作社，集体购买米粮，避开中间商剥削；或者在农民中推广高产稻种，增加收成后抽取少量作为组织经费。”

油灯的火苗在众人脸上跳动，映出一双双沉思的眼睛。外面的雨声渐渐小了，远处传来法国种植园主宅邸的留声机音乐，那是巴黎最新的流行歌曲，与工棚里的贫困和压抑形成刺眼的对比。

“还有一件事。”阮文涛的声音更低了，“北边的同志说，南方军委那边通过中间人表达了意愿，愿意在反法殖民的斗争中与我们‘保持某种程度的默契’。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如何建立地下交通线、如何应对警察搜查的技术指导，必要时候，还可以提供少量资金援助。”

“南方军委？”农民代表皱起眉头，“那不是李幼邻的势力吗？他们在中国东北跟日本人打，在缅甸跟英国人打，现在又把手伸到我们这里。他们安的什么心？”

这个问题让工棚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印度支那共产党与南方军委在意识形态上确实存在差异——前者信奉马列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后者则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和渐进改革。更重要的是，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对任何外部势力都抱有本能的警惕，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被中国人统治过，被法国人殖民，深知“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道理。

阮文涛斟酌着词句：“北边的同志分析过，南方军委的主要目标是驱逐西方殖民者，建立以华人为主导的南洋联邦。这与我们驱逐法国殖民者、实现越南独立的现阶段目标有重合之处。胡志明同志指示，我们可以与他们保持接触，接受一些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但必须保持独立性，不能成为任何外部势力的附庸。”

“那如果将来赶走了法国人，他们想要插手越南的事务呢？”橡胶工人追问。

“那就到那时再说。”阮文涛的眼神变得锐利，“先集中力量对付眼前的敌人。法国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于将来……越南的命运，终究要由越南人民自己决定。”

谈话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阮文涛详细传达了北边的指示，讨论了在西贡、堤岸地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在橡胶工人中发展五个新的秘密小组，在码头工人中建立互助会，在华人聚居区通过可靠的华人同志建立联络点，收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人在印度支那活动的情报……

黎明前，众人悄然散去，消失在蒙蒙细雨中。阮文涛最后一个离开，他将文件塞进竹筒，藏在工棚的茅草屋顶下，然后披上蓑衣，走进渐渐亮起的天光里。远处的西贡城渐渐苏醒，法国殖民者的汽车喇叭声、教堂的钟声、早市小贩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构成这座殖民城市寻常的一天。但阮文涛知道，在这寻常的表象之下，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

与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相比，英属北婆罗洲的局势要平静得多，但这平静之下，暗流已然开始涌动。

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砂拉越州和文莱）地广人稀，英国殖民统治相对松散，主要依靠少数官员和本地土王合作治理。这里的财富主要来自石油和橡胶，英美荷的石油公司在此设有大型开采设施，吸引了不少西方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也带来了许多谋生的华工。

山打根，北婆罗洲的主要港口城市，十月的一个傍晚。

在华人区一家名为“广昌号”的杂货铺后院，店主陈广昌正在接待一位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