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宴结束，邓珪热切的与仲和携手离开，晋庄成也是带着长公子晋玉柱恭送邓珪、仲和离开——南阳士绅会多留些时间听晋庄成教诲，看到这一幕，特别是看到仲和受宠若惊的样子，忍不住酸溜溜的嘀咕几句：

　　“别真以为有多大能耐，要不是当初看走了眼，此时说不定都已封伯封侯了，还需要灰溜溜倚仗他人的提拔？”

　　大越崇文抑武、以文御武、厚待士臣，诸部公卿及宰执级人物基本上都有封爵，而统兵将臣哪怕是做到都统制一级，品秩也被压得极低。

　　像郑怀忠、高峻阳等人在天宣年间就已经是经略使了，但才勉强加刺史头衔领取相应的俸禄，但想得到封爵非要有泼天大功才行。

　　建继帝在襄阳即位登基之后，危急的局势决定了迫切需要提升武臣的地位。

　　当时除了高峻阳、顾继迁、郑怀忠、文横岳、徐怀、葛伯奕、韩时良、刘衍、邓珪、张辛等人都直接封郡公、县侯外，另外有一批军功卓越的武将都得以封爵。

　　像唐盘、徐心庵二人早就册封开国子爵，这次楚山举荐唐盘、徐心庵出任统制官，朝廷一旦应允，少不得还要改封开国伯。

　　即便仓促迁到建邺的南阳士绅，骨子里怨恨楚山那种野蛮践踏士绅的做法，但楚山武功之胜，却非他们闭上眼睛就能不承认的；要不然，他们也不会仓皇变卖田宅逃离南阳。

　　桐柏山匪乱期间，仲和立功在唐盘、徐心庵之上，他们自然就有理由认定仲和倘若没有跟楚山众人分道扬镳，今日之成就也必然在唐盘、徐心庵之上，哪里还需要邓珪的提拔？

　　再说邓珪此时恐怕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吧？

　　又有人忍不住酸溜溜说几句邓珪受新帝猜忌的事情来。

　　当然，也有一些人敏感的觉察到不同的，还是能看到邓珪在酒宴上招揽仲和之后，晋庄成对邓珪多了几分热忱，禁不住想，邓珪招揽仲和，或许并不是看重他真有几分本事，更重要是借仲和表一下姿态，就像今日出现在晋府的酒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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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彦舟等贼，还要怎样才肯接受招安？”

　　阴暗的垂拱殿，登基之后改元绍隆的新帝没能痛痛快快的享受几天即位后的愉悦心情，葛伯奕再次遣使来到建邺，呈禀对洞荆联军的招安诸事进展远没有预想中顺利。

　　绍隆帝赵观坐在龙椅上，费解而困惑的盯着奉葛伯奕之令赶来建邺面圣的荆湖南路制置司签事赵靖诚。

　　面对新帝的质问，毕恭毕敬站在殿中的赵靖诚无言以对。

　　能解释的已经解释了，除此之外也不是他能胡乱去说的。

　　顾藩刚刚回到建邺，此时与汪伯潜坐在一旁，听赵靖诚详说魏楚钧之前从建邺返回岳州之后，与孙彦舟、胡荡舟等贼将洽谈招安等事。

　　顾藩这次前往楚州招抚淮东军将还是较为顺利。

　　神武军除开郑家子弟之外，其他三名统制、九名都指挥使，都具状弹劾郑怀忠、郑聪父子贪弊枉法、结党营私、妄行废立等罪，以此划清与郑家的界线。

　　淮东的危机看似得到缓解，但还并没有彻底解除。

　　绍隆帝此时除了下旨使韩时良兼领神武军都统制，统领神武军外，此时还没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接任淮南东路制置使一职。

　　顾藩虽然对淮南东路制置使一职极为心动，但他对继续统领人心惶惶、不知道暗中还藏有多少变故的神武军守御淮河下游，实在没有多少信心。

　　周鹤、胡楷等人却是举荐刘衍接任淮南东路制置使，然而刘衍与张辛、邓珪三人，绍隆帝一个都不放心，此时还没有松口应允。

　　而葛伯奕在荆南对洞荆联军的招安远没有像预期中那么顺利，绍隆帝意欲对楚山进行限制，就没有办法进行。

　　虽说绍隆帝授意葛伯奕在荆南从权任事，一切以尽快招安洞荆联军为要，但实际上除了周鹤、胡楷等人在朝中极力反对外，荆南地方也强烈反对不加限制的招安洞荆联军。

　　去年洞荆联军大肆侵凌荆江北岸，特别是长时间盘踞千汊浦不退，除了徐怀上表外，朝野也有很多人怀疑洞荆联军有与赤扈人勾结的可能。

　　洞荆联军即便确有与赤扈人勾结的劣行，也不是不能招安，也不是不能容许孙彦舟等贼将洗心革面、重新做出选择——毕竟在朝野绝大多数人眼里，举兵造反与勾结胡虏乃至投附胡虏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既然无力快速剿灭，又迫于形势需要尽快解决荆湖匪乱，招安也是无奈之举，但不能不加以限制。

　　朝堂群臣，甚至包括胡楷、朱沆等人在内，从来都不觉得揭竿造反的贼将，会是什么忠良之辈，倘若没有足够的钳制手段，他们怎么可能不担心贼军接受招安后反复无常，成为更大的心腹之患？

　　地方上所能感受到的威胁则更为迫切、直接。

　　没有足够的限制手段，又或者说在洞荆联军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之前，谁敢轻易同意让为祸荆湖多年的孙彦舟率领数万乃至十数万兵马直接进入境内，甚至进驻城池之中？

　　不要说荆湖南路诸州地方士绅强烈反对了，荆南兵马乃至葛伯奕率领前往荆南剿匪的嫡系兵马，也没有谁愿意去冒这险。

　　多方磋谈，荆南制置司内部最终能形成的妥协方案，即便同意孙彦舟、胡荡舟等贼将继续统领其部兵马，但也强烈要求诸贼将兵马汰弱留强，缩减六万规模以下，并进驻指定的城池；同时还要求诸贼将把八万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