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

　　应敌之方或战略战术是寻找要点。蒋指出如战略、战术都离不开距离、时间两个因素。对敌作战时，要斗众如斗寡（孙子兵法），把众多的敌人分割成很多少数人对待，把漫长的战线分成若干战区，或五里一战区，或十里一战区，分别作战。

　　此外是作战时要自立于主动地位，随机应变，如此就可以以少胜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爱护士兵，士兵才能完全听命，此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最后是地形、敌情要研究清楚。

　　待人接物，要以感化为原则。一年、二年、三年，以至于五年、十年，终于会感化人的。总之，以感化对待一切排挤、诽谤和腐败等等不良现象，不要被恶环境吃掉。这种感化论听来甚是动人的。但他似乎很少实行过。此言真意仍在“自立”。连日读史记。

　　16日（1926年1月16日）晚，对第三期学生讲立身处世之要。其中主要是不贪财，不奢侈，服从三民主义，服从蒋本人，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既研究军事，又研究政治和经济。其中他特别强调了黄埔军校是全国的革命中心和学生们要绝对服从他本人。这无疑为建立他的个人权威和对中共发动进攻而作的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他说：“各位如果相信本校长是一个真正革命者，那么在校内，在军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如同我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以总理之意志为意志，才不会被人买弄，才可能作真正事业”。这是要大家服从他，而不是服从主义了，和他过去的讲话完全相反了。总之他即是主义，即国民党本身。至于说他服从孙中山，他以孙中山意志为意志，则更是言过其实。他一不合己意就辞职回乡，孙中山千呼万唤也不回来，或刚一回来又因一事不合拂袖而走，以至于被批评像个君主而不改。

　　又说：“老实讲，本校是本党的中心，是本党的基础，再退一点讲，也就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在地。”他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心。他是中心，苏顾问和中共的地位便必然是非中心和第二位了，自然要改动当时布局，重摆位子。这就明确表示要发动政变了。

　　这是更进一步把自己说成是全党的中心人物，也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人物。又要军校学生，不管在校在军，均要服从他，就像他服从孙中山那样，则显然以孙中山的接班人自居，以中国国民党的主脑自居。目的是要军校学生绝对忠于他，跟着他走，为其未来政变准备力量。什么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汪精卫、胡汉民等，早已不在他的眼中。这种露骨和以孙中山自比的讲话，当时的汪精卫、苏联顾问和其他国府委员、中执委，不知听到过否？是否对蒋仍那么相信无疑呢？

　　接着又说俄顾问对他不诚，难以共事。“公对罗、季二顾问主张心辄不乐。尝谓：‘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与共事也。’”20日，军委会准辞第一军军长职，由何应钦继任。（程潜正式委为第六军军长）上午11时，又与张静江、汪精卫全眷往游黄埔东南的海神庙。

　　25日至26日，往游白云山安期寺，说什么要能隐居有多好啊。这种卖乖的话，好像许多人都常说。

　　第二天又上军委会《改良士兵生活书》：士兵于现有饷项酌加数元，一律改发大洋，以便可补家用；预制士兵服装，夏令即制备冬服；卫生药品充分供给；择地修建营舍；为士兵设娱乐场所，为退伍兵设工厂；减少军事教练课时，增加智育课程，以提高士兵知识、文化水平；缩短现役年限实行退役制度。

　　上午8时，对教导师第三团讲当兵任务，仍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28日晚，与苏联顾问季山嘉研究北方军事、政治。蒋对季说：“余若在北方觅得一革命根据地，所成就功业，其必十倍于此也。岂仅如今日而已乎。”

　　2月1日，蒋被委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因实权不大而不就。

　　2日晚，蒋主持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联席会议，校长、校党代表等十一人参加会议。计有李少龙、周逸群、潘右强、周惠元、葛武棨、张其雄、杨耀唐、缪斌、张静愚等。蒋任会议主席，议决事项有四：

　　（一）两会干部可以互相加入两会。

　　（二）两会在党校（军校）及党军必须承本军校校长及党代表之指导。

　　（三）团长以上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

　　（四）两会会员彼此有不谅解时，得请校长及校党代表解决之。

　　但从此以后，两会的互相冲突反而日益扩大了。蒋暗中支持孙文主义学会，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

　　3日晚鲍罗廷与蒋谈其北上任务和土地问题，并认为土地问题为革命之基础，蒋当然伪装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