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旋至前线，率军进攻怀来，以拊南口国民军之背。

　　江浙地区孙传芳五省联军占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地盘，为后起直军，又称“新直军”，声势正盛。孙并建立士官学校，自兼校长，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共办三期，培养二千余名官佐，实怀有“大志”。但孙和吴佩孚并不一心，更不拥戴吴统一中国之梦想，而是自己欲成一统。四川、云、贵军阀，局处出西南，暂时无与中原之事。

　　同年（1926年）1月4日晚7时，蒋在国民政府晚间公宴上提出北伐建议。他建议北伐军北上武汉为第一目标。同时东联孙传芳，使其暂时中立。北联湘、赣军，阻吴南下。然后兴师北伐。并认为本年内即可以统一中国。他说：“果能永远亲爱团结，则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又说：“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榇至南京紫金山安葬”，以鼓动人心、军心。此次讲话中蒋不再说什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的话了，而是说：“统一中国的只有本党。……中国自然以三民主义为惟一的主义”了。蒋正一步步地准备弃去联俄容共政策。3月20日事件之后，又于4月3日向在上海召开西山会议，第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致电，暗表反共决心。云：“中正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巩固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诸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同日又向中央提出北伐建议，主张于六、七月之交开始北伐。其理由是乘国奉直大战未结束时，举兵北伐；如果国民军失败，奉军占领京津地区稳固以后，吴、孙势力必在英帝国主义操纵下互相联结，共同盘据华东与华中；继则英、日、法必助唐继尧于云南壮大，牵制广东，如此而再举兵北伐，就至为困难。因此，北伐之期不可再行延缓。他说：“总之，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无疑；且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

　　他的具体策略是：

　　一，联络北方国民军，使其退守西北，保存固有实力。

　　二，联络苏俄，以增进革命势力。

　　三，联络川黔，牵制滇、鄂两军。四，联合湘、赣，结成攻守同盟，并共同出兵，牵制吴佩孚军队，力阻其南下。

　　五，联络孙传芳，使其中立，不为吴氏所用。

　　六，决定于三个月内完成北伐准备工作。于国民军未被消灭之时，进行北伐，“一举而占而武汉，则革命前途尚有可为”。

　　同时，又提出，共产党人不许在国民党内组织小团体，不许共产党员运动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否则，一经查出即处以严律。凡信仰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必须退出军队。共产党员必须尽忠于三民主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这说明蒋已步步为营，一步紧似一步地将中共党人从军队和中央部门挤出，为他控制军队和中央作准备。对此，蒋真是有条不紊，又咄咄逼人，而中共则步步退却。

　　关于苏联顾问，蒋予以限制，规定苏联顾问不得任行政官职，只能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不能处于支配地位，要由中国革命政府自己处于主动地位。这一提议和规定，颇得国民党人支持和赞扬。李宗仁对这一措施，就深为赞许。他说他一到广州，就对苏联顾问的权力和影响之大，深感不快。

　　李宗仁于同年5月10日抵达广州时（蒋介石已为军委会主席，但仍不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然因汪已出走，他正是当时“广州的中心人物”），蒋认为马上北伐是很困难的。他对李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李宗仁说：“蒋氏说时，似有无限感慨，但是他这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泼了我一头冷水。……经过这一段的观察和谈话，我才知道广州方面对北伐毫无准备。所谓北伐，在广州连影子也看不到。而我军却早已入湘，在衡阳一带，打得炮火连天。……而中央方面对我的请求的反应，却太使我伤心了。”这说明蒋虽屡次提出北伐建议，但于5月上旬，或11日，开二届二中全会之前，仍是无意北伐，也并未做北伐准备。这原因当然是内争未结束，蒋尚未完全取得中枢大权。

　　这时李宗仁谈了他对蒋的印象。他说：“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珠江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关于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秘录》和黎东方的《序传》等均谓其坚决反对北伐，并说其用意是恶的，目的一则是使“蒋公的军事力量被限制在广东”；“二则是希望中共的党多有一点时间在广东以外，尤其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各省，完全掌握中国国民党党部，与民众团体，以及若干渗透到军阀部队内部秘密工作的单位。”

　　苏联颐问对北伐的意见，据中共党人回忆，一致不同意马上北伐，认为应多准备些时间，加仑将军认为只能打到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