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鲍罗廷则认为应沿京广线北进，接应冯玉祥，建立西北、西南广大根据地，然后再和帝国主义各国相周旋，因而不赞成蒋介石向长江下游地区发展。

　　而蒋介石以后所以向长江下游发展，自然是要脱离苏联，加紧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系，从而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建立他蒋氏的南京国民政府。张国焘在回忆鲍罗廷时，认为蒋在广州开始北伐前，就已暗中和英国、日本接触。他说：“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廷与蒋氏间的主要冲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列强接触，鲍罗廷对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廷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

　　蒋介石向长江下游发展的目的，就是如张氏之言，其转向虽发生在南昌，但在广州时，当已有暗中活动。

　　李宗仁就自己在广州的观感则有如下感想和意见：“我和蒋先生谈后，便连日分访中央各要人，酬酢几无虚日。惟其对中央党派暗讧余波未息，更无人对北伐发生兴趣。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后，国共两党裂痕亦渐暴露。俄顾问对北伐的态度极为谨慎，既不赞成，也不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虽未公开反对北伐，但陈独秀所办的机关报《向导》周刊社论却说北伐时机未成熟。所以我在广州，颇有吾道甚孤之感。”如此看来，苏联顾问和中共并未像上面说的那样公开而坚决地反对“蒋的北伐”；但蒋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一直坚决主张早日北伐。当时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在李宗仁向他陈述北伐重要性时，也表示应从长计议，和蒋的态度完全一致。至于谭延闾和程潜，则明白地表示反对北伐；并对唐生智仍是余怒未息，更反对援唐之说。谭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程潜则说：“你想唐生智那小子他能加入革命吗？……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李宗仁对他们俩劝说了半天，两人仍然对北伐“不表示兴趣”。此知其他国民党要人中，也有人不赞成北伐，不独苏联顾问、陈独秀对北伐无兴趣。

　　李对鲍罗廷访问后，知鲍逻廷表示北伐需从长考虑，和张静江等是一个意见。但李认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反对北伐应为两种估计：从善意看，是怕国民革命军力量小，敌不过北伐军；从恶意看，则是怕中国国民党力量壮大太快，对己不利，而自己力量尚未壮大起来。

　　其实，蒋于1924年就因自己尚未掌握中枢大权，就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伐。现在蒋虽升任军委会主席，但仍未出任国民革命总司令，总之军事指挥大权尚未在握，也不赞成马上北伐。因此，在1926年5月中旬，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军中长官们，均对北伐没有兴趣。

　　在此情况下，独有李济深热情支持北伐，使李宗仁真是感激涕零。李宗仁各处碰壁后，又对老乡李济深深谈北伐之事。某晚他半正经半玩笑地向李济深建议说：“你的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掉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催促中央决定北伐大计。”李济深听完李宗仁的话以后，便“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次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李宗仁列席参加，以三大理由，陈述立即北伐之大计。其三理由如下：

　　（一）国民军与奉、直联军大战和孙传芳独树江浙不附吴佩孚之机可乘。否则吴佩孚坐大，巩固三湘之后，孙传芳必和吴一致行动，北伐时机将一去不返。

　　（二）两广统一之余威可用；否则一旦偷安苟情，则士气低落，无以为用。

　　（三）第七军已策动唐生智附义，对赵恒惕部将叶开鑫作战，但唐尚不坚定，一面求桂军援湘，一面又派人向吴佩孚说情，求得凉解。而吴必助叶攻唐，以击两广。如不马上北伐，待唐氏一败，两广危殆，更无法取道湖南北伐。

　　然后又陈述当时第七军已在湖南节节胜利，长沙在望，如果中央不挥师北伐，则第七军孤军深入，实难持久，一旦败北，“粤、桂边境定受威胁，而云南唐继尧和福建周荫人也必伺隙蠢动谋我。若两广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了。”因此，李宗仁最后坚定地说：“故请中央速定大计，克日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