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健康心理上的。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完全可以不择手段。蒋介石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开始北伐的。而北伐的胜利与此较高的官兵薪饷制，又不能绝无关系。当然反帝反封的国民精神，乃是国民革命军战斗的思想动力，但这种荒唐的经济基础，则不能不说是以后国民党腐败的基因。

　　以上八个军，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第一军四个军战力最强。第四军老底子为粤军邓铿第一师。其军中各师长如陈铭枢、张发奎、陈济棠、徐景唐，团长如叶挺、蔡廷锴、黄琪翔也都是能战之将，后来都成为一时名将。第七军李宗仁所部，是一支劲旅，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终于统一广西。第一军为蒋介石的党军扩编而成，战力亦强，但次于以上两个军。第八军，为唐生智所训练，为原湘军劲旅，北伐中也屡立战功，但次于四、七两军。其他各军则均无什么战力可言。程潜第六军，则为湘省地方杂牌军编成，又成军不久，当然亦经不起战阵。当时北伐军能战之军只有三个军，约七万人左右。全军加上袁祖铭、方本仁附义各军不到二十万人；外加冯玉祥国民军三个军，大约为二十万人左右。而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四者之军约为八十余万人。加上川军和唐继尧的军队三、四万人，共有百万人左右。因此力量相差是极悬殊的。但北洋军阀和奉军，均互不统属，矛盾重重；而北洋直系、奉军内部，也互相矛盾，行动不能一致；加上官兵无精神寄托的不利因素，则战斗力却是不够强大，因而终被新生力量的北伐军所各个击破。

　　北伐之前，湖南发生了唐生智驱逐赵恒惕之战。唐生智原为赵恒惕四个师长之一，任第四师师长，其他第一师长为贺耀祖，第二师长为刘铏，第三师长为叶开鑫。唐系保定军校毕业，为蒋百里之学生。此时赵恒惕是湖南省省长，辖四个师；并制订省宪，倡导联省自治。他一生都以此省宪制为最得意。但他对吴佩孚妥协，在护法战争中未支持护法运动，引起湖南人民不满，湖南人民掀起驱赵运动，唐更想乘此机会，驱逐赵恒惕，取而代之。赵即于3月11日离湘赴沪，委唐为代理省长，离开政界，过隐居生活，终日以诗文自娱。但唐也还不坚定，一面驱赵，一面又到河南洛阳去见吴佩孚，请吴谅解，同时又向桂军（第七军）求援。吴佩孚则想借唐驱赵，然后再举兵讨唐，取得湖南地盘；故怂恿唐氏驱赵，不援助赵恒惕。及赵出走，吴又派兵助叶、贺（叶开鑫、贺耀祖）讨唐。叶开鑫则坚决反对唐生智，便向吴佩孚输戚求援，被任为“讨贼湘军总司令”，将所部集中岳阳。决心对唐作战。3月底唐军占领岳阳。不久叶自吴处获得武器，又于4月19日夺回岳阳。5月初，湘西贺耀祖等部组成“护湘军”，与叶开鑫之“讨贼军”相联合，夹攻长沙。同时吴佩孚又命江西唐福山旅，支援叶、贺军。叶任中路，贺任西路，唐福山任东路，三路进攻长沙。在此情况下，唐生智不得已向李宗仁第七军求救。李宗仁即于5月初派军一旅援唐，进入湖南，节节胜利。直指长沙。

　　李宗仁就是于此情况下，到广州游说北伐大举的。同时又派一个独立营（王赞斌）押运子弹赴衡阳，援助唐军李品仙第三师。李即以此一营广西军出战前线，夺回衡阳之北的衡山。故北伐开始之前，李宗仁第七军已经派军北伐，势成骑虎。如吴佩孚不干涉唐生智驱赵之事，唐则可以自长湘省，向北屈服，并请护保，很可能就不会请李宗仁援助，也就不会有北伐之提前开始，唐或者会成为以后北伐的对象之一。

　　挥师北伐

　　蒋介石于5月29日，提出令李宗仁第七军先行北伐，并支付20万元款项为军费。5月下旬，叶挺独立团首先自广东出发，于6月2日到达湖南。李宗仁于6月18日离穗返桂。留四个旅看家，亲率五个旅离南宁，于19日乘专轮抵达梧州。6月24日抵桂林，继续北上。同日，吴佩孚部署四路大军，云集湖南。宋大霈为第一路军司令，助叶开鑫等任正面作战；王都庆任第二路司令，于临澧、常德一线任右翼；唐福山为第三路司令，任左翼；董政国任第四路司令，率阎日仁、唐之道旅为总预备队。7月初，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抵湖南攸县、安仁。7月1日蒋介石下北伐动员令：先定三湘，再克武汉，与国民军会师中原，统一中国。特别指出“必先扣倒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7月4日，李率第七军胡宗铎部和其他各军发动攻势。7月6日，蒋被推为中央常务主席，因为元老们不服气，蒋自觉无趣，就由张人杰代理。7月7日，公布《国民革命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共十条。其中主要是：“动员令下后，即为战时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事、财政各机关均需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从此开始，蒋介石不但完全掌握国民革命军，而且指挥国民政府军事、财政各机关，把军权、财权完全集于一身。他又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则政府也在其控制之下。实质上，国民革命军已变成其私军（他也是军委会主席）。7月9日，蒋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于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孙科捧国父遗像，国府代主席谭延闿授总司令印，中央监委吴敬恒授军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