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发言后，李济深接着慷慨陈言，指出李宗仁发言极为中肯，强调“今日北伐实千载一时的机会”。并说：“今日北伐已势成骑虎，中央断不可坐视我第七军和唐军孤军作战而犹豫不决。”然后提议将第四军陈铭枢和张发奎第十、十二师调赴湘省增援，并将广州叶挺独立团立即开拨赴湘。最后李济深呼吁说：“第七军已在浴血奋战，第四军也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中枢更宜速定北伐大计，以解中原人民倒悬，以慰海外爱国人士的喁喁之望。李济深继之而起的慷慨陈词，突如其来，全场为之肃穆，军政首脑人物，无不为之动容；驻粤客军，更无理反对北伐进军。于是北伐大计，正式通过。并任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

　　此时正开二中全会，军委会于二十一日发表时局宣言。当时不用国民政府发宣言，而用军委会发，李宗仁甚为迷惘。可能是汪精卫不在，政府主席虚位，蒋便欲以军委会代行政府职权。

　　与此同时，蒋又解释整理党务案并不是限制共产党，而是合作的一种办法，是为了统一指挥，不使大权旁落。

　　会议通过后，李宗仁去找蒋介石，催促他早日出兵北伐。但蒋仍然不赞成立即北伐，并且还对李宗仁的催促很不耐烦。李说：“蒋先生对我的催促颇有不耐烦的表示。据说在他的五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上曾埋怨我‘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他‘深致惋惜’云云。”这说明蒋仍对北伐出师不赞成，仍在观望。李宗仁和李济深大概猜着了蒋介石的心思，便一同对蒋说明推他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说：“为了减少蒋先生的顾虑，我和李任潮曾私相约定，拟明告蒋先生，北伐正式出师时，我们自当推举他担任总司令。”后来还是由李济深“委婉地将我们私下所交换的意见告诉了蒋先生”。

　　二届中央临时全体会议于6月4日召开，议决北伐，共推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氏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前两日，唐生智就任第八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6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这样，北伐大计才正式决定下来。此时，蒋介石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谭代主席并无实权）。

　　蒋任总司令后，即选择白崇禧出任北伐军总部副总参谋长，负责组北伐军总部。蒋以白任斯职，有联络桂军为其运用自如之意，同时革命军中中坚将校有多半系保定军校出身，与白为同学关系，较好办事。总之为其所用之意。总参谋长为李济深。6月29日，政治委员会通过蒋任国民政府委员。

　　北伐军的阵容大体如下：

　　第一军，原为许崇智粤军第二军，1925年8月20日廖案后，许被蒋逼走，改编为第一军的一部分，与蒋之党军合为一个军。先由蒋自任军长，1926年初，改由何应钦担任。下辖五个师，共十九个团，阵容最大，为蒋的私人军队和起家资本，驻防广州、东江一带；谭延闿第二军驻防北江，共四个师，十二个团；朱培德第三军为滇军，驻广州、四邑地区，辖三个师，共八个团又二营，李济深第四军，原为粤军第一军，辖四个师，共有十三个团又二营，驻江西、琼崖地区；李福林第五军，为原广东省的福军，辖共两师，共八个团又一个营，驻番禺、南海和广州市区之河南地区；程潜第六军，由原湘军改编，共三师九团又两个营，驻广州附近和北江。总起来共七十一个团，约七、八万人，飞机数架。其编制约为“三、三制”：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三连一营，三营一团，三团一师。李宗仁第七军编制，则不同于以上六个军。他们是：三班一排，三排一连，四连一营，三营一团，二团一旅，旅上暂不设师，而设各路军的指挥官，位同师长。当时第七军共九个旅，十八个团，另加两个独立团，一入伍生团和炮兵、工兵营，军校第一分校学生队，共有四万余人，步枪三万余枝，炮二十余门，重机枪八十余挺。仅次于广州六个军。军费由广西自给，士兵伙食费每月为小洋二角，长官不论高低，一律伙食费四角。各主官除少数公费外，无任何津贴。比广州各军待遇低甚。广州备军官兵的薪饷规定：士兵每名每月10元，班长12元，少尉排长32元，中尉排长40元，连长60元（另公费20元），营长120元（公费100元），团长300元（公费200元）。按当时的伙食标准，士兵每月伙食费2元，作战时，伙食由国家供给。所以据李宗仁计算，一个士兵可以养二口之家。可见北伐军的伙食供应和薪饷是相当高的。当时军饷由国民政府统一供给，来源为统税、钱粮和禁烟特别捐、防务经费，以后两种为最大收入。“禁烟特别捐”，即是鸦片税，每两烟土课税一元，是“寓禁于征”之意。“防务经费”，实为两广赌捐，两广人民嗜赌成风，禁之不能，即课以重税。这种课税制，由政府招商投标，组织承包公司，专门收税大公司再招小公司承包。这样就有了一个重要财源。当然这种课鸦片税以治国的手段，是违法行为，孙中山是不会，也想不到的。而蒋介石却是广开财源。以鸦片税而养国、治军，这在清政府也是决不允许的。李宗仁对此违法之举，认为是不得已的挖肉补疮的办法；但总系“秕政害民，迹近荒唐”。这说明国民政府在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腐败政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