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已经失灵。白崇禧见局势已无法挽回，幸好廖磊与他关系很好，在廖氏的掩护下，化装乘日轮逃往上海。

　　这时，蒋、白已成了一对冤家。当蒋得知白乘日轮南下的确切消息后，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白到上海时立即将其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可将该日轮击沉，日后再办国际交涉。这个信息被上海市长张定藩获知，张在北伐时作为白崇禧的部下，两人关系融洽，所以张将这一消息透露给李宗仁的夫人，李夫人当即找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和该处人员去日本轮船公司协商交涉，结果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发出信号，使白氏所乘日轮停在港外，王季文与白崇禧互换轮船。这样，白崇禧未进上海，直趋广州，得以幸免。蒋介石要杀白崇禧是很坚决的，有一次，刘兴到宋子文公馆，便听到蒋对刘峙说：“你回去把部队准备好，等候命令。”然后蒋又同刘兴交谈了一些生活情况后，便以坚定的口气说：“我要你到北方去，把白崇禧指挥的军队夺过来，所需费用由宋子文给你准备……如果能抓到白崇禧，就把他杀了。”

　　这样，蒋介石就成功地上演了一出借唐生智这把刀杀白崇禧的好戏。虽杀白崇禧不着，但是桂系也无形中被暂时消灭了。

　　蒋介石对付地方势力，向来是打一派，拉一派；没有永久的敌人，更没有永久的朋友。而且，蒋介石总是拉拢比较弱的一派，共同对付强的。例如在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他总是拉拢阎锡山，抑制冯玉祥，不是因为他喜欢阎老西，只是阎的势力与冯相比比较弱，符合他瓦解地方势力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他最害怕地方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他的另外一个原则是，尽量在地方势力之间制造矛盾，使他们心生嫌隙，最后各个击破。

　　1926年，国民军在广东誓师北伐后，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在五原和山西宣布响应，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北伐进行得很顺利，仅仅用一年时间就打到长江流域。接着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了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的尖锐对立，冯玉祥为了让蒋介石尽快北伐对付张作霖，极力反对武汉政府，声称要以武力支持蒋介石。

　　1928年，在成功地消灭武汉政府后，蒋介石由国民党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决定四个分会主席：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开封分会政治主席冯玉祥；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国民党新军阀四大派别，决定继续北伐，攻击张作霖。国民党新军阀的总兵力达到70万人，张作霖的军队只有40万人。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上对付张宗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在鲁西南一带与孙传芳作战。阎锡山兵出娘子关，攻击石家庄。

　　国民党军迅速北伐，张作霖看见大势已去，于6月2日发表出关通电，6月3日黯然离开北京，逃回东北。至此，北洋军阀政府历时16年，宣告结束，国民党北伐取得胜利。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已经不同于第一次北伐，是新军阀的分赃活动。在旧中国，军阀为了扩张势力，最看中的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兵、有枪，也就有了政治地位。因此，北伐结束后不久，四大集团军就围绕如何分赃，各自动起了心思。

　　从功劳上讲，冯玉祥的第二大集团军为北伐出力最大，承担了主要的战斗，而且第二集团军英勇顽强，给人印象深刻。在北伐前，冯玉祥被北洋军阀赶到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向来土地贫瘠，人口稀少，是没有几分油水可捞的。冯玉祥十分想获得东部有油水可捞的地区，最好是北平和天津，仅仅对外海关收入一项，就比甘肃一省还要多。按照冯玉祥的想法，他肯定将得到这两块地方，因为二次北伐，他出力最大，对蒋介石的支持也最大，蒋介石肯定会投桃报李。

　　阎锡山也在打自己的算盘，山西军队在北伐中出关比较晚，刚出娘子关，重要战斗已经结束了，阎锡山自知自己的贡献比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阎锡山不想乘机捞地盘。阎锡山虽然出力少，但其政治手段圆猾，诡计多端，是冯玉祥不能比的。阎锡山考虑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南方，一时半刻不能驻扎在北方，所以与他相争的只能是第二集团军了，他明里暗里支持蒋介石，共同对付冯玉祥。1928年5月30日，蒋介石到石家庄，会谈之中，阎锡山挑拨道：“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吃过他（指冯玉祥）的亏？”蒋介石点头不语，阎锡山看到效果已经达到，随之就换了一个话题。

　　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将华北的任何地方让给别人都是不可能接受的，但蒋介石也有难处，他的军队刚刚组建，很多都是杂牌，部队战斗力不强，还难以对付第二和第三集团军。如果在华北占领的地方太多，势必会使自己的军队战线拉长，造成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联合，这样自己就危险了。所以，华北地区是绝对不能要的，但华北给谁呢？作为中央政府，蒋介石的态度非常重要。

　　二次北伐后，四大集团军都有很大扩张。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都扩张到40万人，而第三集团军还只有不到20万人，第四集团军的人数更少。从实力对比看，冯玉祥与自己的力量最接近，威胁最大，而且第二集团军军纪严，战斗力强，这是更要注意的。如果将比较富裕的山东、北京和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