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又通过“治安维持法”，以后的日本首相近卫从中起了重大作用。他是裕仁的老大哥辈亲信人物。这个治安法，允许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为实行法西斯独裁政治，建立法律根据。

　　在国外方面，大学寮毕业生铃木贞一，受参谋本部派遣，到中国作谍报工作。从1920年就在蒋介石周围观察。1923年，铃木又到广州，接近蒋介石，探访各方面情况。1926年北伐时期，铃木寄回东京一份报告。他认为蒋介石会成为一个领袖人物。这个报告，由中国通们交给了裕仁。裕仁立即派一批年轻的文武官员到中国帮助铃木“工作”，直接“研究”时局。其中就有松冈洋右。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值得支持；但又认为蒋并不完全可靠。而蒋之愿意使东北、蒙古独立的想法，又使日本可以不受到“威胁”。

　　1926年12月25日晨，日本大正天皇死去。裕仁即位（1927年加冕），发布了第一道诏书。书曰：

　　“要以简朴来代替荣浮，要以独创精神来代替盲目模仿，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而向前迈进，要紧跟文明的进展实现改革，要使全国在意志上和行动上和谐一致。”

　　他有远见地为实现其军事和社会现代化，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浮华，紧跟现代文明而又不盲目模仿，力主发挥独创精神。如不用于发展军国主义，这无疑是非常杰出的富国强兵上策。就这点而论，裕仁实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物，就可惜他的心思完全用在了对外侵略的罪恶目的中。侵华之罪，裕仁天皇为最大。

　　当得知大正天皇逝世消息后，裕仁的大学寮毕业的一群青年军官们，由阿南惟几领着，到宫墙以东的神田学生区举行欢宴，大川为日本将来侵占我国东三省而举杯祝贺。东条英机则提醒大川说：“如果天皇不发话，我们绝对不能调动军队。”大川则夸口说：“噢！那不要紧，我会让我的朋友内大臣牧野去说服天皇。”

　　1927年，日本天皇欲不费一枪一弹而获取我国东三省，为此发动了一次外交攻势。裕仁的党羽，在中国和蒋介石进行了秘密磋商。裕仁支持蒋介石反共，但要蒋只统治长城以南的中国土地；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则由日本控制。等蒋介石的个人的统治建立后，裕仁还希望蒋把西方的企业家赶出上海，以独占中国。李宗仁则说蒋介石于访日期间出卖了东三省，等他完成统一之后，又将他在日本订的密约从日本人手中骗回销毁，使日本人无凭而罢。这种说法，无文字可以证实，日本方面也讳莫如深，不敢讲于光天化日之下。所以一般认为并无此密约。但从以后事态发展看，则又颇与密商之说相吻合。此处仍采用密商之说。但可不叫密商，而叫无文字的口头默契，因为立下文字密约，蒋介石是决不会干的。而且此口头许诺，也不是和田中之间达成的。

　　蒋介石虽答应了裕仁的要求，但并不甘心卖国，只是策略问题，裕仁则认为这项计划已经成功，就着手进行第二步计划，即实施占领东三省计划，叫张作霖不得干涉。这就是放弃张作霖，利用蒋介石。为此，他需要一个更强硬的日本内阁，于是裕仁选取了田中义一组阁，来推行他的强硬的侵华政策。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外交要由裕仁的小集团少壮军人和阁员负责。

　　田中的朋友们认为，“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就足以使天皇满意。”田中也就于上台后，立即召回张作霖的军事顾问，要他和张商谈关于东三省建设五条铁路问题。他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平息天皇的那些贪婪的少壮鹰派。”

　　本年5月，铃木贞一一度回到日本，接受新的任务，帮助近卫和外务次官，到东北实现裕仁集团的第二阶段计划：使张作霖保持中立；日本获取满蒙。同时铃木又倡导由大学寮毕业的少壮军人组建“中国问题研究会”。该会成员之一是以后具体发动“九·一八”，侵占沈阳的石原莞尔。该研究会的任务是起草几份为裕仁集团计划进行辩护的报告。这些计划要交给元老们和行政官员、殖民长官，在正式秘密会议上进行讨论。这个会议安排在本年6月末举行，以求取得全国上下的一致支持。

　　当裕仁集团正准备侵华报告时，田中义一已劝张作霖从华北撤回东北。张则非常生气，他愤然地质问田中：

　　“我自己向北京进军，并正在向共产党势力开火。我进行的战争就是日本要打的战争。尽管事实是这样，但日本帮助已经赤化的蒋介石，又劝我回满洲去，叫我如何能相信日本的诚意呢？”

　　张作霖已知日本要转而支持蒋介石，他已不再相信日本，便独立地自行其是，欲在军事上摧毁国民革命军，以保己位，使日本无法换马，也无法将他抛弃。这时，蒋介石为使日本不以武力干涉他的北伐（仍怕日本武力），便假意答应裕仁条件，而张作霖又深恐自己失败被日本放弃和踢开，就独立行事，向南京进军，而不能互相团结，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这真是中国之大悲剧。这是因为均以依靠外力为立足点，便必然对外屈服，而对内火并，如同木偶之受制于人，令人痛心不已。因之，只有以依靠本国人民、本国经济和科技力量为主的政府，才会是完全独立的人民政府。

　　于张作霖安国军向南京进军时期，日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自6月27日至7月7日），参加会议的是各地殖民总督、驻中国公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