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命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施肇基于9月21日也向国联提出控诉：

　　一，制止事变扩大。

　　二，立即恢复冲突前原状。

　　三，决定中国应得赔偿及数量。

　　并请国联派一个调查团负责调查。这当然是作给中国人民看的官样文章。但日本政府反对调查，强调由中、日两国共同解决。9月23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向全中国人民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其中特别强调如下一段：“政府现时，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至对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各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然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己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这段声明有两个重大特点。一个是它与清政府一样，在洋人行凶杀人后，仍大力保护洋人安全，而镇压人民反抗；第二个特点，是前后矛盾的，前面既然已说无力进行抗战，后面又说已为自己做好准备，决不辜负国民期望，这不是矛盾的吗？

　　10月22日，国联理事会会议主席法国白理安提出决议草案四条：

　　（一）日本下次理事会（11月16日）以前，应将军队撤至铁路区域以内；

　　（二）重申中国保护日侨诺言，并请中国同意各国代表视察此诺言之实行情形；

　　（三）撤兵实现后，中日应即开始谈判；

　　（四）设调解委员会。24日，国联理事会以十三票赞成通过，日本一票反对。24日休会后，日军即进攻锦州，并开始炮制伪政权。11月16日，理事会在巴黎开会时，中国代表要求国联派驻中立国部队。日本为拖延时间，就提议派调查团到中国实地调查。12月10日，国联接受日本要求，派李顿组织调查团。

　　1932年8月30日，李顿勋爵草拟成《报告书》四百余页送交国联（日内瓦）。但《报告书》是用温和的调子谴责了日本侵略行为。虽然调子温和，而裕仁天皇也拒不接受，竟于9月15日向全世界宣布承认伪满洲国，作为对李顿勋爵的回答。11月8日，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次年2月17日，国联十九人委员会建议国联采纳李顿《报告书》。并发表批评日本政府的一万五千字的结论。这个结论向全世界公众广播了达十小时之久。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比零票，一致通过谴责日本和不承认伪满。

　　12月11日，日本若槻（次郎）内阁全体总辞职。由政友会犬养毅组阁。但是，犬养毅组阁后，对奉行军国主义政策不力，但也无力阻止日军侵略，因为日本的一切军事侵略，由裕仁天皇直接策划。日军侵占东北后，又接着侵占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卖国，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武汉、福州、南昌各大城市学生和工人游行示威，掀起了抗日运动。12月，平津等地学生代表陆续到南京请愿，请蒋抗日，在抗日大潮冲击下，蒋亲自接见了学生代表，并许以“我如不抗日，可杀我蒋某之头”。

　　第四次“围剿”

　　1932年5月24日，蒋特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副总司令为李济深，总参谋长为曹浩森。蒋又赴汉口亲自督战，开始对鄂豫皖的“大围剿”。并拟定口诀云；“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总动员二十四个师，重点进攻鄂豫皖洪湖地区；对中央苏区则采取箝制性包围。其目的是解除对中国中枢地区武汉的威胁，以便有利于实行“先安内”的政策，以解除后顾之忧。

　　此次“围剿”，蒋介石对其军队和行政干部大讲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

　　1932年6月22日，蒋介石对鄂豫皖湘赣军政长官发表讲话，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他说：“剿共不能专靠武力，这次剿匪，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他已开始认识到政治对军事的重要影响，并具体说明要有军事的胜利，必须有政治的清明。

　　他认为政治清明的标志，一是赏罚分明和严刑罚。处罚时，不准再实行辞职、革职、撤差的做法，而只有降级、监禁、杀头三种，目的是以此杜绝做事不负责任和混日子的行为。他说：“现在只有雷厉风行的方法，重重处罚，才能使各负责人员有所畏惧，不能不负责作事”，以养成一种严正风气。

　　二是官员知廉耻，肯负责，不互相推诿，提高效率。他也已认识到他的政权下面“政治完全不能推动”，各级政府官员均是不愿负责任，互相推托，不做事情，非常腐败。因此也很想使他的政府机构成为一架灵活的机器，为他服务和运转。但他对此的救治方法，就是知廉耻。上一条是以重刑推动政治机器，此一条是以礼义廉耻养成负责心理；亦即以刑与礼相结合而完成其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然后取得国人拥护。这两条属于政治清明。

　　此外是丈量土地，清查户口，进行社会改良。他说这是中国社会的组织。他想用土地来缓解农民的反蒋情绪，以便有利于围攻红军的战争。他认为处理土地的方法，不要用一个格式，可以多样化，可以采用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方法，也可以地还原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