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攻击发起20分钟后，又派假扮中国军人的日本军人，将沈阳到文官屯段铁路拆毁，史称“柳条沟事件”，当作其发动武装侵华的借口。同时枪杀所雇穿中国军服之华人乞丐十余人，并拍照片，诬赖中国军人拆毁此段铁路，以为开战借口。

　　日人《盛京时报》9月19日上午6时发出号外，将发动进攻时间由10时10分改为11时。但不管报纸如何撤谎，实际上，日军进攻沈阳是在10时10分，而铁轨之毁则在10时30分，已晚于开战二十分钟，反而弄巧成拙。

　　日军进攻沈阳名义上的总指挥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实际上是建川和板垣。具体进攻军队为日军第二师团及龙山调来之敢死军一个联队，共四个联队，分三路进攻。第一支队为步枪队；第二支队为机关枪队；第三支队为炮队。三路直攻北大营，一时炮火连天，将北大营团团包围。

　　当时守北大营的是东北陆军王以哲第七旅。王旅长18日晚尚在同泽俱乐部出席水灾筹赈会，毫无准备。10时30分炮响后，营房被击，七旅始向军署参谋处长荣臻报告。王以哲即与荣臻、朱光沐、臧式毅、吴泰勋等在朱宅开紧急会议；并立即以电话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当然答复不予抵抗，令军队撤退。很快，日军攻入营房，将北大营一火焚之。11时，日军向城内进攻。东北当局向日领事交涉，日领事竟答以军事行动，外交官无法制止。日本又军队与政府相分立了，他们真是可以信口胡诌而不脸红。

　　然后，日军第二路军继向城东东山嘴子东大营进攻。东北军因奉不抵抗命令，又一枪未放响，让出东大营。日军第三支队为炮队，分三路进攻沈阳城。第一路攻南市场，第二路攻北市场，两处军警，多被关押，甚至枪杀。第三路专攻城内，有日军七百余名，分由大小西关两股侵入城内。两处日军均缒城而入，斩杀守门士兵。

　　19日上午5时30分，日军占领沈阳全城。日本的太阳旗遂高挂沈阳城头。张学良家私也多被日军抢走和毁坏。

　　第七旅死伤官兵三百二十二名。王以哲于19日下午4时，化装逃出沈城，辗转将部队带回锦州。

　　19日日军侵占沈阳后，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特出一个布告，说明兴兵侵占沈阳原因。他说：“为布告事，照得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午后10点30分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东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并驱其余威，敢于袭击日本军守备队，是彼开始敌对行动，自甘为祸首。……本职夙负保护铁路之重责者。因为拥护其既得利权，确保本帝国之威信，兹方执机，断然处置，无敢所踌躇。……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本庄繁一转手间，便无中生有，把一切责任完全推到中国军队身上。

　　东北军虽一枪未放，拱手让出沈阳，本庄繁也未因此感念中国当局“忍让之德”，或无口可借，便停止继续侵略，而是变本加厉，迅速侵占东三省锦绣河山。日军侵略中国国土，中国军队进行抗战理由正当，有何成为“借口”可言？一面抗战，一面请国联解决，也完全可以。所以，怕日人找“借口”，并不能成为不抵抗的理由。

　　9月19日，日军侵占安东、营口、田庄台、抚顺、盖平、复县、海城、凤城。9月24日，侵占开原。9月25日，侵占四平。10月8日，侵占本溪、铁岭。10月11日，侵占梨树。10月15日，侵占通辽。10月24日，侵占新民。10月25日，侵占洮南。11月13日，侵占怀德。

　　9月19日晨2时，日军第三旅团开始侵占吉林省。11月12日，日军进攻黑龙江省。

　　此间有马占山对日军之江桥抗战，旋因后援无继而失败。19日至20日，马占山军退出黑省。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惨无人道。

　　就这样，蒋介石一枪未放将我东北国土让给日本侵略者。他虽不是以文字让土，而确是从实质上出卖了东三省，则毫无疑问，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迹”。

　　此后，国人为谴责这种辱国行为，给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的绰号。

　　9月19日晨，日本首相若槻匆匆到宫内见裕仁天皇，假意要求不扩大事态，并使日本关东军撤回军营。裕仁当然“不会反对”，便点头应允。下午8时，裕仁的主要顾问在宫廷树林中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由天皇负责支持日军侵占东三省，若槻首相可以认为与此无关。然后又将天皇裕仁隐于幕后，把责任推给少壮军人的擅自行动。并以此对外发表消息，以蒙骗世人。其实，日本天皇的权威世人皆知。而军人竟敢不听命令，擅自为之，在日本军中尤其不能。裕仁发动对外侵华，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掩盖也毫无用处。所以美国总统里根最近又一次指出，是裕仁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继之侵占东北后，国民政府对一枪不放、放弃东北的原因解释为：中国科学落后，不能和日本从事科学的战争；而且“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反革命势力依然存在，也不能进行全民的战争，因此第一条路不能走。”

　　无力抵抗当然不是理由。如果依此理由为理由，那么中国永远也没有资格对帝国主义作战。清政府当年也不应当进行抗法战争。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