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则必遭意外，因之临时决定，临时布置。白凤祥、刘桂五等行动，又不恰当，闹得破头乱齿，至使蒋先生受了伤害，还使他随行人员遭伤亡，出我意外，非常抱歉。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不可收拾，使抗战力量因内战而消失，敌人更可不费兵力，消灭我们，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说到此处，张学良禁不住失声痛哭。王、吴也相对落泪。“张学良此时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写好的两份遗嘱，交给王化一。一份是给家属的；一份是给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领。”后一份遗嘱中“表示造成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张学良还嘱咐他们到西安后如何注意与如何谈话以及诸种军事要事。

　　1月9日，王、吴即带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飞至西安。王以哲、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九等人前去机场迎接。先到西安招待所，略坐后，即去见杨虎城，转交信件和转告一切。

　　杨即时召开一个圆桌会议，中共方面有秦邦宪参加会议。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等老将领们也参加了会议。王化一把张学良的话转述一遍后，就散会。晚上，西安方面的“设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结果，议决如下四条：

　　（一）释放张副司令即日回陕主持一切。

　　（二）蒋介石必须执行在西安的诺言。

　　（三）中央军队须撤回原防。

　　（四）待和杨虎城将军商谈后，再派代表去南京商谈。

　　晚上，王、吴又在米春霖公馆同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恳谈，传达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具体指示；主要是要东北军团结一致，同时和西北军密切联系，不要中国民党分化离间之计，并与国各方同情者加强联络。

　　蒋致杨的信，主要内容是“要杨虎城和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诺改编后予以种种优越待遇”。

　　张学良致杨的信，则是“以抗日救国为前途，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战力量，为了保存抗战元气，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

　　杨虎城则表示：

　　“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主张，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军将领和有关各方交换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我个人去留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我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我要出国考察去。”

　　于是同意和驻洛阳的顾祝同互派代表，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

　　东北军的老人，高级将领多主和，而少壮派以孙铭九等人为代表，则主战。少壮派坚持不释放张学良回陕，则不惜一战。

　　张学良致东北军将领的信，则嘱咐东北军一切以国家为念，不要以他一人为念。其信云：

　　“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此时，王化一又专门对孙铭九说明张学良的意思，他并直接转告张氏的话：

　　“我能否返陕，全在大家能否一致。”

　　王、吴在西安住三天，完成转达使命，于1月11日上午飞南京；赵四小姐也随机同行。下午4时，王、吴抵南京，晚8时，即向何应钦报告情况。王、吴还特地谈到杨虎城要求张学良回陕之事。但“何避不作答”。12日，戴笠由溪口返南京，王、吴又向戴转达西安方面的意见。

　　同日午后，米春霖代表西安方面到达南京，住励志社。即邀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吴瀚涛一起于首都饭店会见东北籍元老莫德惠和刘哲，共同商定：

　　（一）向各方面努力争取，使张学良恢复自由。

　　（二）东北军受国民党分化，对外调或留西北，意见分岐，设法团结。

　　（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已显裂痕，应力求团结。

　　（四）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可能有过激行动，破坏和谈，应设法制止。

　　12日晚，戴笠陪同王、吴到孔公馆见张学良，报告一切，以及米春霖到南京的消息。张表示很愉快，并再次说：

　　“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局，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

　　张于此时，还正颜厉色地对戴笠说：

　　“不但东北军、西北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同时又挖苦戴笠道：

　　“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的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

　　戴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1月中旬，西安方面以谢珂、米春霖为代表，顾祝同以祝绍周为代表，在潼关双方进行多次接触、谈判。在谈判中，西安方面处于和战两派的激烈斗争中，杨虎城于此争论中，仍是徘徊不定。并一再要求张学良回陕。为此特令李志刚带信至蒋，再次要求蒋释放张学良。

　　此时蒋介石于1月14日复函杨虎城，由原“西北剿总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带给杨虎城。此信云：

　　“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