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驻华阴；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驻甘肃；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驻宁夏；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驻渭南；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驻商洛。

　　1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将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职撤职留任；免邵力子陕省主席职。任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省主席。6日，下令裁撤“西北剿总司令部”。同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征流、刘多荃等联名发表歌电，对蒋介石进行回击。电云：

　　“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

　　蒋扣押张学良目的，就是对东北军进行分化，并破坏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阵容，进而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王以哲、何柱国不留住被扣人员和五百架飞机，确使张学良无回西安的可能了。这与何柱国、王以哲的私心应有关系，尤其张学良是支持少壮派，而抑制旧派，新、旧派之间自然有矛盾。王曲训练团张撤王以哲教育长职，王当然不高兴。而应德田、孙铭九当时确实欲张早归西安也是实情，因为少壮派只能依靠张学良。而应、孙以后于二月二日杀死王以哲，故然使东北军大受损失，但仍有于学忠、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等人，何至于因一王之死而全军瓦解。如张学良得归，则东北军可不瓦解，张之不归，东北军即有王以哲，亦必瓦解；故王之生死，不决定东北军之前途。

　　2月2日，在孙铭九具体部署下，连长于文俊将王以哲杀害。何柱国避入杨虎城绥署，由连长王协一进绥署执行，被杨虎城阻止。何后来送杨一个银鼎，上刻“再生之德”四字。但何对杨虎城事前不将应、孙暗杀行为告知他，总是有怨意。

　　蒋扣张后，即将东北军调至安徽和淮河地区。原许何柱国为江苏省主席和于学忠为豫皖绥靖主任之职，全未实行。于学忠改任淮海警备司令，后又改任为江苏绥靖主任。西北军移驻甘肃省，中央军进驻西安。红军仍驻陕北，划二十一县为边区政府。从此，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便被分割开来，最后东北军被慢慢吃掉，西北军也被改编。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深为遗憾，他认为如不是西安事变发生，他再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剿灭”中共军队。他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完全不承认自己有错，反而利用此一事件，吃掉东北军与西北军，化整为零，编入中央军各部，或予以监视。但无论如何，他暂时停止了“剿共”，并开始和中国共产党谈判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但至于抗战，还未立即采取行动。他首先急于处理的，还是对付东北军和西北军问题。

　　蒋介石经多方考虑，于1月7日向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东北军、西北军服从中央：

　　“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

　　（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家效命。

　　（二）（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属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免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不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日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急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函酌为补充。”

　　但1月6日，据王化一回忆文章，戴笠已主动找王化一、吴瀚涛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戴对王说：

　　“拟要求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今天上午和副司令晤谈，他同意，希望化一、瀚涛两兄，能持他亲笔函件，赴西安一行。……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口，我即赶去，和宋部长一起商请委员长，阻止洛阳大军前进！”

　　1月8日下午4时，王、吴二人由戴笠陪同，去见何应钦。戴于同日并将蒋给张学良的亲笔信自溪口带来，交给张学良。王、吴见何应钦后，对何说：

　　“我们愿意去西安一行，但有一个问题，到西安后，必定有人问到，为什么不放张先生回来？什么时候恢复张先生自由？我们怎样答复呢？”

　　何应钦回答说：

　　“你们此行，就是为了解决双方误会，军事行动停止，和平实现，保证汉卿先生即回到西北去，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希望两位能代为转达西安有关人士。”

　　然后，又由戴陪同，去孔祥熙公馆见张学良。张学良对王、吴（戴已离去）说明了如下的情况和心愿：

　　“当时对蒋是否采取这样行动，考虑至再至三，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联合一致，抗日救国。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