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耻辱，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第二个时期就是重点进攻时期，蒋介石说他在第一个时期之后，“不得不集中全部精力，来研究我们一般将领失败的原因”，他很得意地说：这第二个时期的重要战役“都由我亲自来指挥”的。最后他大吹特吹：“现在匪军的主力被击破，根据地已被捣毁，他已经临到了总崩溃的前夕。不过大家要知道：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斗力，研究尤重于作战。”第三，在青岛召开会议，专门总结所谓“胶东半岛会战”的经验和教训，先后蒋介石作了三次讲话，一个是10月19日题为《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一个是20日题为《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演讲，一个是21日题为《范家集战役之讲评与国军今后应注意之事项》演讲，在这些讲话中，蒋介石大吹“这次胶东会战是奠定我们剿匪胜利基础的一次会战”。第四，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采取了各种对策。11月3日，蒋介石在国防部专门召集有大别山区各“围剿”部队将领、中央各部会厅处主官及各军事学校教育长参加的关于对大别山所谓“剿匪”军事会议。蒋介石错误地认为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展开外线作战是“刘伯承一股匪军则经过国军追剿，窜入大别山区，虽其企图在另建根据地，然立足未稳，根基未固”。蒋介石也看到大别山区的战略地位，他说：“大别山区地形险要，如果共匪能在这里建立一个根据地，则长江以南都要受到威胁。”他给与会者鼓气，吹嘘：“只要我们一般将领大家同心一德，而且能明断果决，勇往直前，则此次大别山会战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而且我可以保证决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困难。”4日，蒋介石作了《大别山区作战会议军政组讨论纪录》，又在会上讲了《国军围剿大别山区应注意之事》，对大别山作战计划谈了十条意见。12月29日，蒋介石特地赶往汉口召开军事会议，作了《清剿大别山区匪军之方针》的讲话，认为他的“围剿”计划“可以说已获初步成功”，提议采用“筑寨并村”的方法来“清剿”。但是，到了1947年11月底，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在11月3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写道：“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困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进入1948年，战争形势对蒋介石来说更为不利。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说：“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有正无奇，有奇无正，每战必殆。”

　　1948年的东北战场，共产党方面东北野战军总兵力约80万人，而国民党方面总兵力不足40万人，东北野战军两倍于国民党军，而且士气高涨，可谓“有正有奇”；东北国民党军在数量、士气、战斗力等方面均居下风，而且被东北野战军层层包围，正处于“有正无奇、有奇无正”的危险状态。假如从军事的角度来讲，这时国民党军应该选择固守的策略，以逸待劳，消耗对方的战力。然而，蒋介石却不顾兵家大忌，在“奇正两无”的情况下，固执地出兵打援，结果东北国民党军被我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很快就丢失了东北战场。

　　1948年9月底，东北野战军攻占辽宁义县，完成了对锦州的战略包围，辽沈战役拉开了序幕。锦州为东北门户，向为兵家必争之地。锦州一失，长春、沈阳等地的数十万国民党军后路即断，东北野战军战前所设想的“关门打狗”将立即成为现实，东北国民党军迟早都会被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急忙电召东北行辕主任兼“剿总”司令卫立煌来京，面授救锦机宜。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是：长春、沈阳守军主力弃城而出，由卫立煌亲自统率，沿辽西走廊向西推进，以解锦州之围，并借援锦之机，协同锦州守军东西夹击，重创锦州、锦西地区的东北野战军。但卫立煌并不赞成蒋介石的构想，他认为；东北野战军的战术是“围城打援”，林彪在围攻锦州的同时，早已在锦、沈之间布置了重兵，并先期强占了黑山、大虎山、勾帮子等战略要隘，以逸待劳，静候国民党军上当，况且，辽西走廊河汉交错，眼下尚未封冻，不利于大兵团徒步行军，沈阳守军主力如果贸然弃城西进，不仅解不了锦州之围，反而有被分断截击、各个击破、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卫立煌主张沈阳、长春的主力暂仍固守不出，锦州之围，应自华北调兵至葫芦岛就近解救。俟锦州解围后，守城部队与援军合组为机动兵团，渡大凌河、出勾帮子，沿辽西走廊东进，这时，沈阳守军主力再出辽西，东西夹击，才有取胜的把握。

　　尽管卫立煌声泪俱下，据理力争，但蒋介石主意已定，仍要强令卫立煌西出辽西。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卫立煌没有勇气公然抗命，但又不愿接受蒋介石的作战方针，只是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