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执行委员”等名号，看起来很多，但实际上毫无权利。蒋介石还是对他不放心，在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连原有的评议委员也给拿掉了，当时的很多老朋友很为白鸣冤，但蒋介石以含混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此后就无下文了。

　　白崇禧没有权利，但人在屋檐下，还不得不为蒋介石服务，一旦蒋介石要拿李宗仁说事，白崇禧就得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总统。李宗仁跟白崇禧合作几十年，可谓比亲弟兄还亲，但在蒋介石淫威之下，只得听命蒋介石。郁郁之中，白崇禧1966年死去，死的时候全身发绿，怀疑为别人所害。

　　除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之外，在大陆时候位置很高，但低于以上三人的，也先后被闲置冻结，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价值。例如胡宗南到台湾后，蒋介石给了一个“国防部战略顾问”的位置，实际上是不顾不问，汤恩伯也是顾问之一，但蒋介石因为陈仪一案对汤不信任，很少召见汤，后来汤发病，连动手术的钱都没有。胡和汤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黄埔学生，看见这二人的命运如此，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通过对国民党改造，提拔了一大批新人，又通过对国民党元老的整顿，国民党算是“焕然一新”了。少壮派逐渐占据上风，担任了实际的领导责任。在这些新人之中，大部分都是大陆时期默默无闻之人，他们在资历上和蒋经国一样，这就为蒋经国的核心作用奠定基础。过去，蒋介石有意让蒋经国担负更多的责任，但碍于“元老”的面子，蒋经国不好开展工作。现在经过大动乱淘汰清洗，不再需要顾虑内部的平衡和倾轧，蒋经国顺利成为少壮派的核心，蒋介石的接班策略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蒋介石在台湾为重建自己最高权力所作的努力，遇到了一些人事上的麻烦。他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之间的矛盾和较量，即为显著一例。

　　吴国桢，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素有“民主先生”之称；先后曾担任过南京政府的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12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他本来很受蒋介石的器重和宠爱；但是，由于与蒋经国之间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矛盾，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1948年8月，蒋经国以“协助督导”的身份到上海执行严厉的限价措施，曾与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吴国桢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1950年，蒋经国、彭孟缉又为逮捕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事，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发生矛盾。蒋介石的贴身秘书周宏涛告诉吴，抓王是蒋介石的意思。吴仍不让步，曰：“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涉及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结果，蒋介石将王由死刑改判7年徒刑；不过，吴与蒋氏父子之间的距离却愈拉愈大。经过此事，蒋经国、彭孟缉任意捕人的作风仍旧不改。他们曾令全省特务以户口检查为名，于一夜之间，逮捕398个，其中只19人有轻微的违警记录，后经吴国桢出面干预，方始予以释放。到1952年2月，吴终按捺不住，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蒋介石当然听不进吴氏之谏，不仅让蒋经国继续控制特务，且又于同年10月，任其为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

　　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吴国桢的预料。1953年4月5日，既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又是西方的复活节。吴国桢在台北士林官邸与宋美龄作长时间晤谈后，携夫人同车返回日月潭休养地。吴氏夫妇辞宋下山时，发现自己车子的驾驶员不在了，只得另请一名。途中吴夫人胃疼，不能继续于车内食“三明治”，便在台中无锡饭店用餐。其时驾驶员发现，汽车两只前轮的螺帽俱失。无螺帽，则插销极易丧失；无插销，则车轮不能转向。吴氏认为：此事与蒋经国有关，“弄手脚者将两螺帽用法做坏，看去似好，但走走则坏落”；“走直路时尚可勉强”，“若上山走曲路，则危险不堪言矣”。

　　对此，吴国桢深感惶恐。加之，吴氏与“行政院长”陈诚亦素不相合。他遂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省主席职务，仍留“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身份，5月飞美“养病”。

　　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来台访问。蒋介石向尼氏寻求美援。尼克松说：“中国政府似不需要过多的美援，因为中国官员在国外存有大批款项。”他并告以吴国桢在美国银行存有50万美元的事实，美联邦调查局与国会均有此项调查记录。尼克松离台后，蒋介石追查吴氏之巨额外汇存款事，首当其冲者为“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王似有难言之隐，蒋于震怒之下，斥王“蒙混舞弊”，将其免职。

　　1954年1月初，蒋介石收到吴国桢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转致的有关巨额外汇案的函件。吴要求蒋“转知政府对所传彻底查明，公布真相”。中旬，张其昀向吴转达了蒋的答覆：“外间流言，原属毫无根据，兄可不必介意。”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