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是蒋介石70周岁生日，他让“总统府”函知各机关，“婉谢祝寿”，“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自由中国》乘机出版“祝寿专号”，在题为《寿总统蒋公》的社论中，雷震等人对蒋介石“歌颂备至”的同时，提出了三点希望：选定继位人才，学习华盛顿，不做“第三任总统”；确定责任内阁制；实行“军队国家化”，而不要在军内设立国民党党部。“专号”还发表胡适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劝蒋不要只管小事，要将注意力放在大事上，要仔细领悟古人“无智、无能、无为”的统治术，以达到“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的境界。胡适及《自由中国》发人想发而不敢发之言，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该期《自由中国》共再版了11次之多。蓄意不肯让位的蒋介石视胡适及《自由中国》的这番“好心”为恶意，认为这是企图把自己“冻结起来”，对胡适、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敌意加深。

　　导致当局与《自由中国》彻底决裂，蒋介石下令逮捕雷震的直接原因，是雷震等人要组织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

　　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变迁，不满台湾现状的人士逐渐增多，他们要求组织起来，以自己的力量和意志来改造台湾社会，促使国民党实行于他们有利的政策。组建新党的酝酿已有多时，中心人物仍是胡适、雷震等。到1960年初，“必须建立反对党”的思想为不少台湾人士所接受，报刊上公开讨论，连“副总统”陈诚也表示他支持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反对党。美国人对台湾新党的孕育也表现出极大兴趣，感到“兴奋”，“驻台大使”庄莱德说，如果新党建立，台湾就“可以步上民主国家”。

　　在舆论准备的同时，组织筹划也在进行。雷震曾计划请胡适作党魁，自己作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胡适竭力推辞，只愿做党员。1960年6月间，雷震等人宣布成立“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由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派及台湾实力派人物参加，表面上是检讨选举的弊端，实则为新党雏形，6月15日，“地方选举座谈会”宣布“立即筹组一个新的政党”，由李万居（《公论报》社长）、高玉树（曾任“台北市长”）和雷震为新党——“中国民主党”发言人，新党计划设七人主席团，成员除三位发言人外，还有夏涛声（青年党领袖之一）、杨毓滋（民社党秘书长）、齐世英、郭雨新，以李万居为主席，雷震任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新党定于9月底成立。

　　新党的领导成员，包括了除国民党之外台湾两个最大的政治利益群体：国民党反对派（包括民、青两党及党外人士）台湾籍实力人物，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国民党面对着这样一个在孕育中即将出世的新党十分恐惧。蒋介石素来坚持“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理论，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他对追随其来台的两个“友党”——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大施手腕，使其内部分裂，实际陷于瘫痪。对台湾籍人士，也处处限制他们从政的范围。如今面对一个反对党平地而出，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不惜将之扼杀在摇篮中。

　　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迅速行动拘捕了雷震及《自由中国》的三个工作人员，并搜走了包括新党“所有即将完成的纲领政策及宣言的底稿”。“警备总司令部”宣布，雷震等的罪名“涉嫌叛乱”，将由军事法庭审判。

　　雷震是台湾内外令人瞩目的一种象征，被捕又发生在新党诞生的前夕，立即引起舆论的关注。雷震的亲属故友四处鸣冤叫屈。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表示，雷震被捕是极不寻常的，“完全出于意料之外”，希望当局能以普通法庭而非军事法庭审判。他还给陈诚打电报，表示意见。民社党主席张君励连续两次自美国电蒋介石，明确反对逮捕雷震，并要求蒋辞职，“将其责任交副总统陈诚”。美国上下对蒋介石也是一片谴责声，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干涉。如斯卡拉皮诺在《纽约时报》上著文质问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量经济及技术援助维持着这一政府（指台湾当局）当权时，我们必须继续装作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吗？”他要求制定新的对台政策，“其中包括一项原则：所有台湾公民必须有意见决定他们的未来及参加政府工作，否则，……历史将再度指摘我们庇护一个衰微的独裁政体。”

　　10月3日，台湾“警动司令部”高等军事法庭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匆匆审完了“雷震案”。8日，公布审判结果：雷震因“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这里，对逮捕雷震的直接原因——“组织新党”完全不提。使案件成了单纯的“法律事件”，这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

　　11月23日，胡适听到“国防部”驳回了雷震的上诉，维持原判的消息，默然地说：“很失望，很失望。”

　　“监察院”在多方压力下，也曾成立“雷案调查小组”，但蒋介石亲自下命令，不准该小组成员和雷震谈话，其调查结果便也可想而知。雷震案引起国际注目，“大赦国际”也曾要求蒋介石为雷震减刑，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

　　蒋介石终于通过逮捕雷震，查封《自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