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人员更是阵容一新，彻底换班。蒋经国的班底，从此基本形成。

　　“政务委员”俞国华、周书楷、叶公超、郭澄，“外交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长”陈大庆，“财政部长”李国鼎，“教育部长”蒋彦士，“司法部长”王任远，“经济部长”孙运璇等，均是蒋家的心腹重臣。尤其是一批政治上无根底的台籍人士被蒋经国网罗，委以重任：如“副院长”徐庆钟，“政务委员”连震东、李登辉，“内政部长”林金生，“交通部长”高玉树，“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台北市长”张丰绪等。这样，在所谓“求新求行”、“台人治台”、“推进廉能政治”、“破格起用人才”、“耀拔青年才俊”等口号下，蒋经国培养的所谓“第二代政治精英”的基本核心开始形成。

　　蒋经国就任伊始，就提出了“平凡”、“平淡”、“平实”六字方针。不久又提出“行政改革”10项指示，包括停建一切办公楼；公共工程开竣工不得举行典礼；出国考察人员必须有专长；减少不必要的视察；行政人员应谢绝一切非规定内的应酬；公职人员不得滥发喜帖布告；行政人员禁止出入夜总会、酒吧等公共场所；各级首长应谢绝剪彩揭幕；提高办事效率等。

　　同时，他大刀阔斧地惩治贪污腐败。“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贪污受贿，被处死刑；高雄“市长”杨金虎贪污卖官，被判五年徒刑。特别是蒋家至亲，“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长”王正谊（王太夫人亲属）涉嫌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舞弊案，贪污美金13．75万元，被判无期徒刑。蒋经国的声望当然随之提高。蒋介石对其子的政治前途倾注了大量心血。就在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前后，曾不厌其烦地向他传授“治党治国”之道。

　　第一，要蒋经国“注重内部的团结”。“团结的方法，是应当以党的思想、党的政策作为一个精神的中心”。

　　第二，要蒋经国把“反共复国”政策坚持到底。总括起来，就是坚持四个不变：台湾的“国体”，“反共复国”目标，“为伸张公理正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的职志和对中共绝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均绝不改变。

　　第三，要蒋经国重视“民众”。在蒋经国就任“院长”前一天晚上，要他“用爱心来结合群众，用诚意来对待群众”。

　　第四，要蒋经国“强化现代化的组织”，“加强领导的功能”。他说，“领导和服务是不能分的，有的人有权力，就只会用他的权力领导，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好的方法应该是领导和服务相结合。”

　　第五，要蒋经国加强个人修养，要其“在危险的时候，不忧不惧，一切当作没有忧惧这回事”。他说：“忧虑有什么用，忧虑不会帮助你什么，愈忧虑心情也愈烦乱，头脑也就不清楚了。所以说在最危险最紧急的关头，要力持镇定，不要惊慌。”“当共匪敌人疯狂的时候，我们要冷静，要等待，但是所谓等待不是守株待兔的坐等，而是要积极加强自己的力量，当共匪敌人萎缩的时候，就是我们急起攻击的时候。”

　　可见，蒋介石把“反攻复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蒋经国的身上。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愈来愈不利。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抽掉了台湾赖以生存的国际反共基础。尼克松访华的震动与日中建交的冲击，使蒋介石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喊了20余年的“反共复国”的可能性愈见渺茫，年近85岁的老人如何经受得住如此严酷的打击，心憔力瘁之下，病重住院。

　　蒋介石早在1962年春，就因前列腺肥大，作过切割手术。1972年6月，旧病复发，在阳明山官邸休养，7月中旬，又因感冒发高烧而转成肺炎，8月6日住进荣民总医院治疗。但这仅是台湾“官方”的报道，其中隐匿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故。刘雍熙先生在《蒋经国在台三十年》一书中，指出蒋介石住院系车祸所致。他写道：

　　这一天（六十一年八月六日），蒋公的座车驶至士林外双溪官邸的路上，突然在交岔道口被一辆某少将驾驶的飞驰汽车撞上了；蒋公因而受伤入荣民总医院医治疗养至第二年（民国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蒋介石的健康从此一蹶不振。所幸的是，蒋经国的根基已经牢固，继承权位的布局已安排就绪，他也就能够安心养病，尽享天伦之乐。从此，他在政治上基本处于半隐退的状态。但是，为了蒋家大权的稳固，蒋介石生病住院的消息对外界实行封锁，秘而不宣。由于蒋介石晚年一贯深居简出，短时间有一定效果。但时间一长，便引起了关于蒋介石健康状况的种种传闻。

　　1973年元旦，由于蒋介石没有出席并主持“开国纪念典礼暨元旦团拜会”，引起岛内外对蒋介石身体情况的关注。“官方”宣布的原因是他“政躬违和”。1月18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称蒋介石因患肺炎长期疗养，现已康复，以正视听。

　　可是，4月12日，南越总统阮文绍访台，蒋介石一直未露面，仅由宋美龄代表其举行了一次晚宴。

　　4月16日，约旦王储哈桑亲王访台，蒋介石仍未出来接见。

　　自从1972年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以来，蒋介石已有一年未露面了。于是，关于蒋介石已秘密隐退，病入膏育；蒋夫人已将存款存往美国等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