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引人注目的是，“行政院”还设置了一个新的机构——“财经会报”，由蒋经国兼任“主席”。这一新机构，不仅包括了“经济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还领导“经合会”。“经合会”是台湾重要的经济机构，原由“行政院院长”兼“主任”。由于“财经会报”的建立，严家淦辞去了“经合会主任”，改由李国鼎兼任。7月，此职也由蒋经国兼任。于是，台湾的经济大权又落入蒋经国的控制之下。

　　蒋经国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实则是蒋介石公开将权力传给蒋家第二代的一个重要信号。台湾舆论界的估计是：蒋经国“今后会有较多时间处理全盘性的政务”，“在未来的岁月中，他自然会在政治上多负些责任。因此人们认为蒋经国的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是政治革新的起步”。

　　最精彩的，是严家淦在蒋经国就任新职时所说的一段话。他说：

　　经国先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精神，不但为大家所熟悉，而且深为同仁所钦佩。

　　他担任副院长的职务，将给同仁们最大的帮助，因为经国先生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下决断的时候，能够下决断，同时他能为大家背责任，负责任。

　　经国先生来担任副院长，就像球队增加了一个好队员，不但加强了球队的实力，而且也加强了每位队员的精神和力量。

　　从严家淦的溢美之词中，我们不是可以听出一些弦外之音吗？

　　自1970年以来，垂暮之年的蒋介石在精神上遭致接二连三的打击，“外交”上的溃败与第三次“反攻大陆”美梦的破灭，使他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必须加紧巩固蒋经国在台湾的统治基础。惟一的机会，就是利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再次担任“总统”，将权力完全、彻底地过渡给蒋经国。

　　蒋介石第五次担任“总统”是十拿九稳的事，不啻其党政军大权在握，“国民大会”由其操纵，而且在个人崇拜风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威望”越来越高，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粗算一下，有“领袖”、“家长”、“保姆”、“导师”、“统帅”、“舵手”、“救星”、“巨人”等十几顶之多。下面是一段吁请蒋介石复任“总统”的社论：

　　复国建国成功的关键，端赖不可屈服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启发激励，仰赖于领导革命的领袖。总统肩负国民革命承前启后的重责大任，是国军的保姆，全民族的大家长，海内外爱国同胞的导师，大陆人心之所寄，是足可改变历史、决定历史的巨人。国民革命的未来历史，不可没有总统的领导。

　　“国民大会”每6年一次的选举“总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形式，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这次同以往不同的是，国民党所控制的新闻媒介在“国大”开会前，就大肆鼓吹蒋介石的“功绩”，进行再次“选举”蒋介石任“总统”的舆论导向。

　　同时，1972年2月20日，“国大”一开会，大会“主席”张知本就一反前态地暗示蒋介石必须连任“总统”。他说，“现在会议的前夕，国大秘书处已收到海内外团体民众纷纷表示热忱拥戴蒋公连任，这是指示我们这次会议的方向。”

　　蒋介石在吹嘘了一番6年以来的政绩后，却假意推辞当选提名。

　　然而，3月4日，国民党发言人陈裕清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曾在2月20日表示希望退休的中华民国蒋总统，将接受‘征召’，出任一次任期六年的总统。”他说，“蒋总统将听从国家的愿望行事”，“蒋总统事实上殊难拒绝接受国民党将在3月10日的提名。”他又称，自从2月20日蒋介石“透露其让贤意向后，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立刻展开，吁请他连任总统”。

　　3月9日，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一致建议十届三中全会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3月10日，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亦一致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下面是蒋介石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经过：

　　大会推派谷正纲、林挺生、刘季洪三位代表，向总统报告选举结果，并请总裁俯顺舆情，接受大会决议。

　　谷正纲等三位代表旋即赴总统官邸，向总裁报告选举结果，于上午11时50分返回中山楼会场，并由谷正纲向大会报告，总裁已欣然接受全会的推举。

　　总裁表示，他本年事已高，但在艰难的局势下，为了报效国家，他接受全会的推举。

　　3月21日，蒋介石以1308票当选第五任“总统”。

　　蒋介石每次当选“总统”，总是要根据需要来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以赋予自己某种权利。这次，迫切的问题是要让蒋经国顺利接班，因此，根据蒋介石的明示，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修订临时条款案》，由谷正纲在“国大”上提出。其内容是：原有动员勘乱临时条款第五项“总统为适应动员勘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及人事机构”一条，只能守常，不足应变，“范围较狭，难收因应制宜之效，尚须酌予修订，加强总统应变权力，俾对于中央政府之机关及组织，皆得斟酌实际需要，予以调整”。最后，修改成“总统为适应动员勘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人事机构及其组织”。使其权力范围扩大，“今后中央政府机关的人员、编制等，都可依临时条款之规定，视实际需要而相机调